点评和节选：刘晓波8964《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阿波罗新闻网 2010-10-10 讯】

作者：三妹来稿

点评和节选：《末日幸存者的独白》第一章
刘晓波著，时报文化1992年9月出版

三妹点评：
二0一0年五月二十五日

对于那些陷于监狱，被中共逼迫而無奈地违心“悔罪”的政治犯，人们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待之。可是，刘晓波則不同。他既写悔罪书又在电视上以片面的“真话”误导观众，還寫書為自己的一系列低劣行為找“堂而皇之”的理由，劉曉波的這些欺世盜名的表現，很难令人“认同”。所以作家刘宾雁、王若望、郑义等都站出來批駁劉曉波這本荒謬絕倫的書。

刘晓波的《独白》一共由三章组成，只有第一章（由四小节组成）是所谓的忏悔。后两章都是写的天安门广场运动：第二章题目是《我参加八九抗议运动》，第三章的题目是《绝食在纪念碑》。这后两章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描写是“灰色的”，当然都是他所看到的“真实”：学生占领广场期间脏乱不堪，学生的情绪幼稚而过激，广场充斥着各种“谎言”，学生领袖不懂民主、为争权夺利而争吵不休……。由于刘宾雁、王若望、郑义等人已撰文批驳了他这两章对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偏颇的描述（见附件）,为避免重复，此处只节选和點評第一章。

刘晓波在他的《独白》一書中的第一章中为自己说谎列出了數個理由：
“理由之一”令人感到他并不是在忏悔自己的说谎，而是在大义凛然地谴责全体中国人的说谎。

“理由之三”令人感到他拿民主当招牌，把说谎当成一项高尚的事业。這使人清楚看出，他的2009年12月23日在北京法庭審判中的陳詞《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只不過是他二十年前寫的《獨白》的故伎重演。就因為《獨白》中已經理直氣壯地為說謊辯白，他才在《我没有敌人》中睁着眼睛再次说出矛盾百出的瞎话：既說中共对他的治罪是以言治罪，又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标志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还称赞监狱的“柔性化的管理”，“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溫暖”。

“理由之五”更是翻云覆雨地为自己“六•四”后在电视上为中共掩盖罪责所说的謊言辩护，他坚持，那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是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有意歪曲事实、撒谎，而我刘晓波是在讲真话。“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他这哪里是在忏悔，分明是在打着忏悔的牌子为自己开脱和抬高自己的“英雄形象”：他是多么大义凛然地站出来保护“说真话”的侯德健，与侯德健站在真理一边共同承担那些盲目相信谎言的世人的指责。刘晓波就是这样冠冕堂皇地、似是而非地说片面的“真话”，以偏概全地误导众人，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同样，中共配合劉曉波進行宣傳也做得非常成功。它把刘晓波的悔罪书作为大学生的洗脑教材在各大学集体宣讲学习。刘晓波这份“才华横溢、不同凡响”的悔罪书对那些崇拜刘老师的年轻大学生而言，其教育作用远远胜过中共的教科书。

刘晓波在《独白》发表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诋毁天安门学生运动“达到新的烈度”（郑义语），因而引发了中国三位著名作家郑义、王若望、刘宾雁的激烈反驳。二十年来，“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郑义语）的刘晓波利用人们趋于健忘的人性特点，又把自己调整成了“英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重读刘晓波的《独白》，读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郑义、王若望、刘宾雁如此愤怒：刘宾雁斥问刘晓波：“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的吗？！”王若望斥责刘晓波“至今还在指望它（中共）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郑义说刘晓波是“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郑义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刘晓波还是刘晓波，他还在“惦量名利得失”去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还在做中共的“特技气功师”去美化中共的人权和监狱，还在“指望它（中共）开花结果”。

下面的节选是选自刘晓波写的《独白》的第一章《我的悔罪和谎言》的第二节《内心的挣扎》。

读过下面刘晓波的《独白》后，读者是不是会产生疑问：这样一个污点重重又不择手段地以说谎来为自己污点极尽掩盖的人，有什么资格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样一个翻口为云，覆口为雨、以谎言肯定中国恶劣人权和监狱现状的人被如此炒作去欺世盗名，是不是给我们中国人丢脸？

下面请看刘晓波的《内心挣扎》：

一.我的悔罪和谎言
（二）内心挣扎
……
从一九八九年七月份起，提审人员就要求我写悔罪书，我始终没答应。一直到一九九0年十一月我才答应写。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我说服自己写《悔罪书》的理由太充分了，简直就是理直气壮，不应受到任何非难。
理由之一：当代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养成了人们说谎的恶习。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默契“只要是迫于政治压力而说谎，就能几乎得到所有中国人的原谅、同情甚至认同。人们懂得，所谓的检讨、反省、悔罪只是表面文章，做做样子，而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则绝对不变。一九九一年上旬，全国各单位搞人人过关式的“社会主义问题问答”，在心底里、私下交谈中，没人愿意写，甚至那些具体负责此事的头头们也知道这是官样文章。但是，也是在心底里，所有人都以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应付交差为借口而填写答卷。同样，我在秦城监狱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要比其他人大得多，所以走走悔罪的形式没什么大不了的，完全正当。这也许应了孔夫子的那句话：“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中国人屈从于专制暴虐的习惯性说谎。甚至到了如此地步：如果谁不走这个形式、不作这种官样文章，谁就是混沌未开、不谙时事，整个儿一个傻瓜，挨整活该，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更不要说公开伸张正义了。
理由之二：（註：对官方说谎我也说谎的忏悔，全部略）
理由之三：我是民主斗士、中国的精英分子，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人民的期望，我的思想、我的形象、我的声音、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如果我的声音沉寂在狱中，岂不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岂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吗？如此宝贵的财富怎么能轻易地放弃而不惜之如生命、如自由呢？决不能！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计，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想，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精心地保护自己、用一切手段争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完成未竟的事业。就这样，当我把自己的谎言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真的感到自己完全有资格、有理由气壮如牛地说谎。因为我不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说谎，而是为社稷江山、为千秋万代而说谎。于是，振人心魄的奇迹出现了——谎言的卑鄙、下流、在这种自我辩护中销声匿迹了，说谎非但不可耻，反而变成了一项高尚的事业、伟大的情操。此时我又想起了司马迁笔下的韩信——这位叱咤风云的骁将，不也曾经忍受过胯下之辱吗？古来成大事者无不能屈能伸、无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况我所追求的事业那么辉煌。就连有些对“六四”抱同情态度的警察都苦口婆心地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大丈夫能进能退”。无论如何，只要能跨出秦城监狱的铁门，我又是我，生活又属于我，世界又属于我。一九八六年年底，我在北京各大学的演讲中曾反复引用过一位美国哲学家关于爱国主义的评论：“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而现在对于我来说，民主是谎言的最佳避难所，树起“争取民主”的招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心安理得地当懦夫。在当代中国，一个里外通明的真实懦夫难以被公众接受，但是扛着鲜红旗帜的懦夫却能引来成群的围观者，旗帜的金光灿烂既欺人又欺己。
理由之四：提审人员、监管人员以及站岗的武警战士的同情、理解、关心和劝说。（全部略）
理由之五：亲情。（与父亲见面的部分略）
……
一九八九年九月份，官方安排了一次采访，让我谈谈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经历的清场过程。当时，我的思想还处在坚硬到底、死不认罪的时期。所以，接受官方的采访也经过了一番内心的挣扎。我非常清楚，即便清场的事实是没有死人，这种采访的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澄清事实，而是官方为自己开枪杀人做辩护，没有死人的事实仅仅是达到官方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我如果接受采访，就等于甘愿充当官方的工具，其社会影响肯定极坏。因为当时的全世界都相信戒严部队血洗了天安门广场，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参与者也为了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实、撒谎，漫无边际地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流成河（吾尔开希、柴玲、李碌等人皆如此）。我出现在电视上证明没看见打死人，岂不是要触怒全世界，对我的公众形象极为不利。既然我已经下决心坚持，就干脆拒绝采访。这种拒绝一可以表明我不与官方合作的姿态，二可以增加我自己的殉难光辉，但是，面对历史事实的沉默也近于说谎。

基于我对政治影响和自身形象的考虑，我拒绝了两次提审人员的劝说。但是，他们拿出了《人民日报》所登载侯德健关于清场过程的访问录，并劝说道：“事实永远是事实，既然你没有看见打死人，没有看到血流成河，为什么不敢澄清事实，讲真话呢？难道讲真话也要顾虑重重，这可不是你刘晓波的性格。再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四人组织的和平撤离是立功表现。讲出事实，对谁都没有坏处。”

提审人员的话打动了我。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访的充分理由。1．清场时我没见到打死人是事实，讲事实是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我最讨厌中国人为树立道德美名而宁愿歪曲事实的道德至上主义，吾尔开希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实的抉择中，选择了道德美名而抛弃了尊重事实。在一定意义上，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选择尊重事实的确需要勇气。因而，尽管这次采访可能会损害我的道德名誉，但我宁可如此也不歪曲事实，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澄清的。2．德健已经讲出了清场事实，他正在受到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人们的盲目和狂热足以淹没侯德健的真诚的声音。既然讲出事实要承担全世界的指责，那么作为事实目击者的我决不能让侯德健一人承担这种指责。如果我保持沉默，只能加强世人对谎言的盲目相信和对德健的指责。因为我和德健都是清场过程的目击者。德健讲出没死人的事实而我却保持沉默，这等于在证明德健为保存自己而为政府作伪证，等于把德健一人推向万夫所指的前台，独自承担所有指责。如果我出面作证，讲出目击事实，一可以增加事实的可信度，二可以和德健共同承担不公正的指责和消极的社会影响──由谎言所煽动起来的公众义愤。3．官方证明了清场过程中天安门广场没死人，并不能证明北京没死人，开枪杀人是铁案，决不会因为清场过程中没死人而改变。而且，没有导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主要原是因为学生们的和平撤离，其功劳在学生们一边，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讲出事实没有丝毫为官方开脱责任的意味。如果学生们不主动和平撤离，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处那样进行反抗，天安门广场肯定要死人，血染广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基于上述理由，我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钟的采访，如实叙述了我目睹的清场过程。但是，在采访结束后回秦城的路上，我非但没有坦然，反而因想到这次采访对自己的损害而心情沉重。如果没有侯德健的率直，没有他不计任何后果和政治影响地讲出事实，那么我或许也为了保持自己的公众形象和道德名誉、而沉默、甚至说谎。这使我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那些老于世故的成年人都睁眼睛说谎，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针见血地道破事实。侯德健就是那个孩子，却不被谎言的世界所容，这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各国的新闻媒介也加深了这种悲哀。不负责任的某些流亡精英为个人功利而误导世界的新闻媒介，媒介又误导公众，谎言一旦深入人心，就会变成铁案如山的事实。

所以，直到今天，我对自己出现在官方电视萤幕上讲述清场事实的抉择非常坦然和满意，因为我只有在这个抉择中才完全抛开一己的公众形象，为历史、为朋友、为自己负责。令我不安的倒是我两次拒绝接受采访，这种拒绝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功利的考虑，正像我出狱后为写了《悔罪书》而后悔不已一样。更何况我当时对自己前途的悲观估计所产生的死硬对抗心理，并不是一种为信仰、为良知而舍弃一切的坚韧呢。否则的话，我不会在血腥味逐渐淡化之后写下《悔罪书》。

其他三篇评刘晓波的文章，请看附件。

附件：一.郑义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二.王若望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
三.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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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上、中、下
／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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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报导与历史评价，中共官方与海内外民间历来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年来对事件的反省，也由于个人品格、思想深度与立场的不同，而出现针锋相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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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从末写过批评个人的文章（毛泽东们除外），这次破例批评刘晓波，心里很沉重。起意写这篇文章大约有一年了，那是滞留香港时，《中国时报周刊》刊登了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末日》）一书部分章节，北明同我看了颇有同情。这位「六四」天安门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仅因在狱中写了一纸「悔过书」便遭到许多抨击嘲讽，实在有点不人道了。北明还特地写了一文，发表在《开放》月刊（九二年七月号）上，为刘晓波打抱不平：

——【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铲除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有意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叛徒，毁灭英雄。而人民，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主理想作出过贡献，付出过代价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压下的低头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形象。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将为世人所铭记。】

但不久，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还是宽解地想，不过是他这个人活得有些猥琐，因之观察分析能力从来不够准确罢了，无论如何，还是蹲过秦城监狱的同道，批评文章就免了。不料，刘晓波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诋毁「八九」民运，以今年六月七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转载自《联合报》）上发表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达到新的烈度。我再也无法保持沈默。

这算什么忏悔？（上）
郑毅
简介：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

谁在用谎言强奸「六四」

在《末日》封面，鲜红夺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十分骇人听闻。在「引子」中，刘如此写道：「『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了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末日》十二页）说被屠戮者被压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论（就算是谎言也罢），比独裁政权残酷的屠杀「更狰狞」，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刘晓波不只一次反复宣喻这个观点：「……即左右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末日》一八七页）在这本书中，刘以「谎言」、「谣言」来取代、涵盖「传言」、「传闻」，在文字技巧上有点小小的不道德。现代汉语里，「谎言」与「谣言」主动性极强，说左右运动的是「谣言」、「谎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识分子、学生领袖欺骗民众，才闹起「动乱」。官方用「谎言」来欺骗，民众领袖也用「谎言」来欺骗，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要说谁「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运中，确实「传闻」极多。大量的是正确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动作之前，皆有传闻：赵紫阳下台、实行戒严、五将军联名抗议、屯兵故宫人大会堂、决心武力清场、准备大逮捕……。大量的是夸大的，如把万里对民运的同情夸大为在外组织政府，如把各国的抗议夸大为不承认李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如把三十八军上下的同情夸大为同二十七军火并等等，但谁都可看出这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传闻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邓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庆祝、传回天安门广场，也欢呼了好一阵儿。

不必讳言，在传统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伦理规范下，在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下，中国人确实有虚伪、说谎的痼疾。但传闻、「谣言」与之不同，在严密封锁资讯，垄断传媒的极权社会里，民众只有以传闻、「谣言」、「小道儿消息」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信息。这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没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民众的反抗和特殊权利。而且北京人并没滥用这权利，传闻、「谣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确或大多大体正确。比如，百姓就没有中共那些弥天大谎：什么学运「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军队不是来镇压学生的」、「绝不秋后算帐」等等。至于民间失真的「谣言」，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变形及操作上无法核实所致。对中共不断制造并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谎言不着一词或轻描淡写，而抓住抗衡官方谎言的民间传言之失实（而且，大量的关键的并不失实）大加鞑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约也并非笔误。

高估屠杀数字不必为愤

民间把屠城的伤亡估计偏高，也是令刘晓波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过。统治者严加掩饰罪行致使情况不明，加之民众的义愤，一般来说，当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于事实。这是各国专制政权大开杀戒之后的通常现象，不是中国人之专利，更不值得过于激动。有义愤，恐怕还是应首先冲刽子手去，然后再指责被屠杀的羔羊没把同类的数字点准。从今而后，如果刽子手掩盖真相，也千万不要自行统计、估计，否则，数字有了出入，你就会比刽子手「更狰狞」。
（著名古例：《明史》记载，张献忠杀蜀人达「六万万之数」，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谎言」把农民起义「强奸得人老珠黄」——明季全国人口亦远不足「六万万之数」！但此数得来不虚：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冒功，合计四路屠杀大军所报之数，实为六万万有奇。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此数以讹传讹，虚假不实；但在古代一般人对户口总数缺乏正确概念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传达给人们的是屠杀之酷烈，可与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史实相互印证。这个夸大无比的数字表现了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本质化的历史真实。）

关于五一五大游行的两个版本

在「官方谎言」、「民问谎言」之后，现在谈谈「精英谎言」：《末日》中的谎言。在「八九」民运中，我与刘晓波只有一次相处，那是五一五中国知识界首次大游行。刘晓波是这样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刚过，严家其、包遵信、郑义、柯云路、老鬼、徐星、赵瑜等几十人来到广场，他们打着横幅「首都知识界」，每人披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并用高喊姓名的方式与群众见面。「严家其！站起来。」严家其站起来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来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可惜，他们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这种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式，白杰明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赵瑜是总指挥，游行队伍当然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数万人。队伍占满了半条长安街，在上千名纠察队员的奋力开道下浩荡前进。当队首已进入纪念碑西北角时，队尾可能刚刚通过六部口。——这些，刘晓波可能没看见，不去说它，但在他所亲历场面的描写中却充满贬斥性的谎言。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早无立足之地，我无法把庞大的队伍全部带入广场，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大嗓门赵瑜先手持电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边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热情的民众仍然要再听一遍；再听清楚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电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向远方……那么长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广场上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一切，刘晓波亲历亲见，但他倾向性极强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对事实进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该不该算谎言。但有把握的是：颠倒事实总该算谎言！——《五•一六声明》念完，我和赵瑜把我们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叫起来发表即席演讲。书生们都不习惯于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场面讲话，怯场，叫谁谁不起来，只好拉、点名「将军」。我看没有一个人想利用这场合来捞一票，「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
那天的演讲都是我和赵瑜硬拽起来的，只有一个例外——不是别人，正是刘晓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认识他。他主动要求发言，对我说：「我是刘晓波。」我马上站起来宣布姓名，请他演讲。从《末日》一书的自白中我们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刘晓波，每一动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满了对名利权势的渴求。唯一的一个勇敢主动追逐名利的人向其他众多腼腆的被硬拉起来发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这一事实太绝对，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极不真实。从始至终，每一位即席讲演者，每讲完一句话，就有上万人齐声复诵（同宣读《五一六声明》一样），浩大的声浪一波波传向四方！这种感人的大场面，刘晓波应该不会忘记：因为他是靠近「最后」的演讲者，而他的演讲，同样是热情的民众一句句复诵而达致广场远方的。

准备「一鸣惊人」的假「忏悔」

在香港，看完了谎言多多的《末日》，激愤地和刚逃出大陆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讲起，特别谈到前言中的这一段话：
——【友人们对《末日》手稿有种种意见，最后一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书中关于运动本身的记述，而是直指我对自己「悔罪」的忏悔。这位朋友说；「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伪装……」（《末日》第八页）。】

我同高尔泰讲，刘晓波不必装作「五雷轰顶」，我读书的感觉是：这不是忏悔，这是另一种以贬损他人，贬损「八九」民运以来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设计的……伎俩！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装出被误解的震惊！

高尔泰沈思片刻，问：「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我记起来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们夫妇二人匿居于成都川师高尔泰家中。据说刘许多语惊四座的观点之原版皆出自高尔泰，（他的创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观点绝对化、极端化、惊人化），这一次刘写信请高先生关照他的一位朋友，于信中随笔写了又将「一鸣惊人」一语。

不料又是一年过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时间，恰是《末日》成书之前。也就是说，他早就打算以忏悔的方式（《末日》）来「一鸣惊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装「五雷轰顶」呢？一条教训：不要藐视读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谎言终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纽约看望隐居写作的诗人江河，在海滩散步时，谈及时下虚伪成风，谈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声：不久前，就在纽约江河家中，刘晓波卖给江河一本《末日》，并当他面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下意思：在狱中写了《悔罪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据说那口气无知狂妄之极，让人怀疑是否智商都出了问题。后来读了书，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呕吐。

在《末日》中，刘晓波也透露出这种意识：
——【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写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密地装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页）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而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写作。（《末日》十九页）】
——话说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阐释。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
／郑义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八九民运」是一场净化灵魂的群众运动？还是一个不容错过出锋头机会的历史际遇？对「八九民运」性质的认识，在「六四』幸存者之间，分出截然不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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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呢？
但是，刘晓波的内心冲突较为有戏剧色彩。比如说，他从来鄙视民众，似乎有意与尼采媲美。尼采的「超人」与蔑视民众，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刘晓波的「狂人」与蔑视民众，则是毫无理论品质的鄙俗与浅薄。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末日》七十七页）

——一次穿越纠察线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却令我终生难忘。」（《末日》一三四页）
（这位对刽子手还讲和解、合作，既反对削弱「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又鼓励刽子手「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和宽宏的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却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

——这样－位蔑视民众的「孤独天才」怎么又舍得屈尊投入「乌合之众」的「八九」民运呢？——投机——「……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七十四页）

我想，投机不可能是全部动机，我不敢相信在刘晓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没有真理追求和忧患情怀，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定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末日》七十三页）

——我想这该算是人类常识的大胆挑战。不必细说那些彪炳史册的杀身成仁的众多英烈，那些视死如归迎向枪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们又该作何解释？他们血流京华，该算作投机的成功者、失败者还是错过机会者？当然，说到底他们还是抱着个人的目的，但这早已不是刘晓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历史洪炉中经过升华结晶的一种堪称为圣洁的信念！

关于「投机」的人生哲学，使人不能不回忆起刘晓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几乎全国作家，都是故作惊人之说，几近全盘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纸谈话录而名扬中外，被誉为「黑马」、「狂人」、「大陆的柏杨」、「当代中国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认真对待他的那些学问？——是偏激的理论呢还是投机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当他面对狂飘突进的「八九」民运时，内心很是矛盾：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六十九页）】

绝食后的刘晓波站在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大众场面」，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末日》二○六页）当时在场的一位刘晓波的好友分析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禁不住诱惑，你们初试云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页）历史的契机往往有这样一种「放大效应」，它使正直者成为高尚，腐败者成为残暴，鄙俗者成为堕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们囿于情理所不齿之事，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古人早有遗训：「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黄宗羲）知识分子要追名逐利，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除此之外，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还有另一个来源：《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这样开宗明义的：「尽管这本书带有我个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见，但我决不掩饰这一切。」因为要「尽量忠于我自己的体验。」（《末日》第七页）

——一个预先声明的对历史的歪曲。醉鬼对于一个动荡、晕眩世界的坚定描述，常常使人们莫可奈何，无言以辩。尤其是碰上那种事先就声明没有普遍真实的（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装疯，我们更加无言以对。
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
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忏悔不要说谎

共产党以人日记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说《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忏悔去告密更是罪恶的，因为人对上帝及良心的忏悔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那么，我引用刘晓波的忏侮来批评他本人，是否道德？

刘晓波的某些忏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赞同忏悔，但反对在这种忏侮的掩饰下追名逐利，不惜代价，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评的是表面真诚下深处的虚伪。也就是说，我所批评的，不过是在沽名钓誉的假日记，假忏悔。它们并不神圣。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我们确实有撒谎的恶习，但至少不要忏悔时撒谎。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下）
／郑义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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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晓波素无个人恩怨。我必须在一片丑化、否定「八九」民运的声浪中守护「八九」的光荣。「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

谁该有「深重的罪恶感」？

「八九」起因于青年、民众不满中共一党专制，腐败无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再是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又有谁能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历时五十余昼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严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则，没有砸一块玻璃，抢一个商店，刑事案件与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众自觉维护纪律，和睦友爱，许许多多人都感受到经历了一次灵魂的纯洁。甚至在屠杀现场，在血与泪与火中，仍有众多的市民和学生保护军人的生命……。试问，这样壮阔宏伟，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可曾有过先例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光辉范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刘晓波还要质问被屠戮者事后是否有「深重的罪恶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没有距离，便没有历史感。我们往往很难看清近在咫尺的伟大。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但是我们无权以忏悔反思（尤其是假忏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我们苦难的民族和全人类。

我没有正面回答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全盘否定，一则此文着重谈了诚实、道德，怕在此讨论「八九」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凡持不同意见者皆是刘晓波式的伪君子；二则篇幅已然过长了；三则不知他的种种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他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

人民、土地与真理

批评个人并非我的目的。从作为个案的刘晓波批评中，也许我们应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儒学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群体主义，共产意识形态同样以「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来压制个人。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期，这种反人性的群体主义当然要遭到扬弃。所谓物极必反，作为一种历史的报复，目前所盛行的，甚至并非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思潮深具破坏性，它不仅摧毁群体主义，同时也摧毁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设，只有摧毁，它以赤裸裸的无耻来反抗伪装的无耻，结果还是无耻。我们所追求的，既不是个人销融于社会的片面的群体主义，亦非个人凌驾于社会的片面的个体主义，而是一种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完美的平衡。

共产意识形态将民众神圣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实上民众受尽漠视与压榨）。是否今天当反而复之，蔑视民众，视民众为草芥？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与追求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虽然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并非什么「贵族气」，而宣布自己「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的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这里所透露出来的与民众誓不两立的暴戾之气，令人吃惊。手无缚鸡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权在握又该如何？

十年的农村、矿山生涯使我永远也无法蔑视民众。因为我与我的同代人曾在艰难时事中与民众相濡以沫。被称为「文革」的一代，我们失去了青春岁月和学业，但我们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会底层的生活，一分与父老乡亲—人民—的感情。我们务农做工的那一小块土地，那一大块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永远的锚地。因此，纵然八面来风，形势莫测，也不易惊魂落魄，随波逐流。

走向真纯，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条道路。我们在狱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种典型。在他从狱中所写的家信中，他回忆了自己的人生：「我爱读书，爱知识，由此后来才懂得爱真理。……与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从理性的、知识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见」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和偏见。……正是这种对科学和真理的真诚，拯救了我自己的灵魂，进而又渐渐升华为一种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乃至对人类良知的责任感？……我把这种品质珍藏于身心之中，把它作为对父母养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报，作为对我所得到的爱情的感谢，作为我留给女儿的一分遗产。这是一枝心灵的玫瑰，比起财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够真正给人以感动，也不失为一种慰藉，一种满足。」（《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们热爱土地、人民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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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王若望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

刘晓波先生在八九民运中是重要角色之一，他出狱以后所作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我写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八九抗议运动，了解了那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呈现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当时的心态”。这本“独白”成了记述八九民运的第一手现场实录，此书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於作者对自己的心理弱点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拜读了他的“独白”以及今年六月七日发表於《中央日报》上“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发觉他在理性的反思上面，诸多论点本人不敢苟同，乃采用对话的方式提出来与刘先生商榷，这里把刘先生的原话引录在前，后面就是我的批评和质疑。

“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诠释

　“独白”的扉页上“除了谎言，一无所有”的标语，似乎只有这两句警句可以涵盖“独白”全书内容。刘作了如下的诠释：“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引自“独白”的“引言”）

“中国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但事后，‘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这其中，有官方的谎言、民运精英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也有流亡海外英雄的谎言。”（引自“独白”的封面说明）

刘说：“革命了，民主了，我们就可以睁著眼睛说谎，在光天化日之下造谣，就可以面对当事人还要狡辩说谎有理，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作为民主运动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变成了谎言和谣言的集散地，越撒越大的谎和越编越没边的谣言成为运动直线升级的重要动力之一。‘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引自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中央日报》）

王：你的论点所以偏颇，实由於你没有区别各种谎言不同的性质，没有指明倡导谎言的始作俑者，上引你的头一节头一句话，“谎言之於维系中国的专制，比刺刀更有效”，这一句可以成立，但往下接连四个排句，如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之类，这就把在专制政府下，人民不得不用说谎求得生存安全混为一谈，而且把因果关系也颠倒了。

你举广场上的若干谎言为例：传言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这些流言广泛传播，这是由於在中共治下，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中共权力斗争又是在绝密的幕后进行的，这样就滋长了小道新闻和政治命相的流行，加之五月学潮兴起后，邓、杨、李等当权派躲在幕后，久不露面，必然引发对当权派的种种猜测，而群众内心的主观愿望，宁信其真，一来表明了公众对顽固派的愤怒，二来有利於鼓励士气，这是特定环境中群众心理自然的流露。即以今年五月份李鹏生病而言，中共官方说谎在前，他一个月不露面，起初说他患了感冒的假话不攻自破，於是外界传说纷纭，反而暴露了说谎者的弄巧成拙。我们怎么能把“传说纷纭”的公众与说假话的当局等量齐观，讥刺他们在说谎上跟当权派“合作得天衣无缝”呢?

由於你所设的命题，混淆了不同质的差别，又犯了倒因为果的不分先后不分敌我的毛病，从这里演绎出来的论点没有一条站得住。例如：怎么可以把官方的谎言、阶下囚的谎言、海外流亡英雄的谎言以及自己的谎言一股脑儿放进一个情绪化的篓筐里，一同嘲笑，一同鞭挞呢?所谓阶下囚的谎言，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又不株连战友的英雄行径，而专制政府却是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你上钩屈服，因而政治犯善於说谎，乃是坚贞不屈的表现。

至於你说的“民主斗士们”夸大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我且不谈这种主观判断是对民主斗士们的伤害。我只说一条：揭穿袁木谎言的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国外电视台广泛放映的“六•四”血案的现场录影，观众看了录影，就不会说摄影记者“夸大了共产党的残酷和罪恶”，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么说。即使最后撤出广场的侯德健和刘晓波一齐作证，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中没开一枪，没打死一人，也不能改变中共血腥屠杀人民的历史真实。侯德健说他从天安门撤出时，躺在一辆汽车上，他能看到的视野是极有限的，我相信刘和侯所说的都是真话，由於“六•四”大屠杀的地区是广阔的、时间持续十二个小时（另一说法是五小时），并不妨碍别人说出他们目睹的真相。如果别人讲出他自己看到的情景，与刘先生所说的口径不一致，怎能责备人家是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才故意说谎夸大呢?只要中共和军方对其屠杀人民的伤亡数字坚不吐实，谁都没有可靠数据评判某人是“夸大”或是“任意歪曲事实”。

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在今年六月九日《世界日报》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听说日本电视台最近播出‘六•四’四周年特别节目时，其中有你说天安门广场有坦克从帐篷中辗过，压死熟睡中的学生的证词，并播出侯德健说广场没有打死人的镜头，你现在如何看这个问题?”

柴玲小姐回答：“至於天安门广场是否死人，我们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比如广场那么大，很难说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全面，现在没有必要作这种评论，也不能因为你没看到，就认为别人看到的是撒谎。”我认为柴玲所说的是可信的。

朽木不可雕也

刘晓波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在《中央日报》刊出时（以下简称“击倒”），编者的按语中有句话概括为：“刘晓波对这个运动（八九民运）所持否定态度，或许会引起一些争议。”刘在“独白”的前言中介绍“有的朋友说我对八九抗议运动的评价不公正，‘八九抗议运动’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应该用一种圣洁化的尺度来苛求它。运动的意义决不像我（指刘晓波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消极，灰色调不是运动的基调。” 编者按语的评价与刘的朋友所指出的缺憾是一致的。本文不想批评刘对八九民运的总估价，只是想指出他何以用灰色调来反思八九民运。

刘：八九抗议运动的失败，不仅仅在於流血、死人，而且还在於运动的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执政党的政治恐惧和民众的“世纪末”心理恐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现代化的民主社会的前景变得非常暗淡，似乎邓小平死后的天下大乱已成为必然的结局。除非执政党和全国民众从现在开始就结束对抗，实现社会合作，否则的话，随著邓小平死期的逼近，官民之间的恐惧和仇恨只能愈演愈烈，甚至有提前爆发社会动乱的可能。（引自“击倒”文）

王：你似乎仍然保持著当年黑马反潮流的精神，你不去触及已成历史定论，确认击倒了八九民运的是中共领导的罪魁元凶，却独树一帜，宣称参与八九民运的“我们是被我们的‘正义’击倒”，打括弧的“正义”是什么呢?你说“我们在运动中所狂热追求的恰恰是字面上的盲目正义，而放弃的恰恰是现实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和市民本身有许多弱点，并带有党文化的传统烙印等等，他们终於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一致抗议中共的专制腐朽的统治，它的革命性和正义性是举世赞誉的，无可争议的。（刘先生对“革命”一词深恶痛绝，我以为：不能因中共滥用“革命”、“人民”等美丽词藻就废弃不用。故这儿仍用了“革命性”）

你在“六•四”大屠杀的第二天，即通过英国BBC电台发表了你和侯德徤等四人的呼吁书，你写道：“现在，大屠杀已经血染整个北京城，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它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意识的大觉醒，这种觉醒绝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镇压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大规模地血染北京城，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没有干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干过，就连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样的政府，天理难容!”（引自“独白”二四七页）

当年，你所写的呼吁书气贯长虹，何等理直气壮!这是可爱可敬的真实的刘晓波，时隔四年整，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灰色的、被自己的“正义”击倒的刘晓波，恕我直言，你是从当年的呼吁书水平大大后退了。

方才你说“八九民运的失败，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言下有不胜惋惜之意。而我则认为，这正是屠城的元凶自食其果，罪有应得。岂止是“削弱”，由於下令屠城的是邓小平，以“六•四”惨案为起点，连同他的政权和解放军、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完全葬送了十年积累的民意支持和最后一点信心。邓的威望从“六•四”后一落千丈，人民中诅咒邓、掼小瓶子等已成为发泄不满的流行方式，对王震、胡乔木等老人的死，公众的心态可概括为：

不死则人祈其速死，既死则人庆其已死。这个群众心理也适用於邓小平、陈云以及李鹏身上。

你既然对八九民运持灰色的否定的态度，你就低估了当年曾热烈赞颂的“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也就低估了“六•四”所造成的巨大震荡，这种巨大震荡除直接报应到首恶者自身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虚弱最缺乏权威性的一代，“六•四”以后重组的领导班子，更得了心有余悸和神经衰弱综合症，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在上者便表现出手足无措、心惊肉跳、大动干戈，这才叫做“世纪末的恐惧”，而你却把这句形容词套在老百姓的头上，有张冠李戴之嫌；第二，如果说八九年前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共产党干部还寄希望於中共的自我改良（又称自我完善），那么，在“六•四”大屠杀随著天安门一声炮响，这一幻想也一同灰飞烟灭了，只有几名新权威主义加上新保守主义者还在做着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

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大觉醒，包含的要求其实只有一条，即认为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根本性的大变革不可避免。达到这一觉醒高度的认识并不是凭主观愿望和个人恩怨而来，它是考察大陆政治经济面临不可救药的危机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共统治大陆几十年，只能给人民带来苦难和灾祸，远的不说，最近通货膨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再如，近两年来一批一批的偷渡客，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险，远涉重洋，投奔美、日、澳洲、台湾等乐土，而这些从广东福建来的同胞，是从经济开发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这就显示出中国同胞对中共政权的离心力和厌恶，它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不外是外商和官僚太子党等，人民并未安居乐业，不仅此也，在大陆抛荒土地到处流动的游民已达一亿人，另一方面，中共各级官吏依然醉生梦死，上下交争利，以至贪污成风，五毒俱全，人人都从内里挖空中共这棵老树，以至这棵大树至今虽兀立如故，但已成不可救药的朽木。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至今还在指望它开花结果，使“执政党走向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你岂不成了给王震、邓小平发功的特技气功师了?

黑白岂容颠倒

刘：在“六•四”使中国的全面倒退持续了近三年的现实面前，在充满著世纪末恐惧的今日中国，我们这些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的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们，是否会从心底里产生深重的罪恶感和自我反省的良知?（引自《中央日报》“击倒”）我干么要面对社会舆论?……呵，我在刽子手的屠刀下，你们在绝对安全的地方，手里拿著望远镜，欣赏著我的发抖和乞求，还他妈的横加指责，这公平吗?那些跑到国外的王八蛋们，更没有理由评价我的功过。你小子挺住，别跑呀!我太清楚国外的民主斗士们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恨不得广场上流血成河，尸横遍野，恨不得我们这些在国内的阶下囚都被判重刑、被枪毙，那样他们才觉得过瘾、有戏唱，才觉得他们自己价值连城，他们在外面就有得干、有得吃、有得花、有得嫖了。（引自“独白”三八页）

王：我发现，你在评价“六•四”的功过是非等原则问题上，几乎全都来了个颠倒，令人不胜诧异。你方才提出“扮演了两个月的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应反省自己深重的罪恶感，而对制造大屠杀的元凶却惋惜地说出：“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这两句话如果颠倒使用，那是符合正常的理性的评判，如今你却要求受害的一方去承担“罪恶感”岂不是荒唐透顶!再如，你把“持续了近三年的全面倒退”归咎於“八九民运不断升级所酿成的激烈对抗”，这又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三年全面倒退，完全是邓、李、杨为首采取武力镇压民主运动的结果，怎么能怪罪民主精英和“革命圣人”呢?八九民运中所以“酿成不断升级的激烈对抗”，同样是中共刽子手为了保住专制独裁和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寸步不离，顽抗到底而激起的，难道四个人绝食两天也是激烈对抗?在你“呼吁书”里说：“学生和市民仍然坚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则”，中共刽子手有何理由下此毒手?

你面对舆论，还是颇注意保住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你却对一同战斗的伙伴语带讥嘲揶揄，讥之为“革命圣人”、“手里拿著望远镜的王八蛋”，并且骂他们“苦难会为某些人换来美名，牺牲会成为某些人捞取功名利禄的稻草，全民族的悲哀也许仅仅滋润了几个胆小鬼和骗子”。紧接著，刘先生又自虐地承认“而我正是其中的一个”。（引自“独白”二一页）你有权利自由地駡自己是胆小鬼和骗子，但却没有权利污蠛那些从血泊中逃出来的幸存者。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来解释，刘先生是在受到严重的精神挫折下，发生的“大家彼此彼此”（众人皆醉我也醉），以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歇斯底里。

怎样看“天下大乱”?

刘：赵紫阳的倒台而危机四伏，一种世纪末的疯狂心理驱使所有的人都想在天塌地陷之前大捞一把，民众真切感到邓小平的健在是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就会在那死后的天下大乱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

有一张政治牌非打不可，那就是“六•四”，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我以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发社论，不必开大会，不必公开张扬，只要私下里抚恤“六•四”死难者的家属，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如果某位政客在邓小平死后靠为“六•四”突然平反而上台，那不仅是这位政客的灾难，突然平反所带来的爆发性后果是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引自“击倒”文）

王：我挑选你所讲的两节文字，说明赵紫阳的倒台和“六•四”平反，可能爆发大乱的忧虑。你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我所说的“中共已走完了它历史的路”并非虚语。不过你对发生大乱的恐惧是徒然的，尽管你煞费苦心为邓、江政权设想得多么周到、多么低调，只要引发的火种不思早日排除，它随时随地都会星火燎原，它不是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形成大乱的各种火种，均来自共产党本身对民主人权的深闭固拒。你要“实现社会合作”吗?无奈他无动於衷，甚至还在“十四大”以前，邓还向江泽民提出了不平反“六•四”，不改变动乱性质，不启用“六•四”中被撤换的干部的“三不主义”。所谓“实现社会合作”，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如果中共统治在某种突发的危机中自取灭亡，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也是继续完成八九民运未竟的事业，理应双手欢迎才是。

　如果真的发生大乱又如何呢?中国人民从八九民运中受过两个月之久的锻链，充分吸收经验教训，政治上日趋成熟。对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有多种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发生天下大乱。只有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彻底一点就是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也好，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今年你到美国来做了两场讲演，无缘识面，深以为憾。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机会两人坐下来进行互通款曲的沟通，当面听到你的回应和批评，则不胜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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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刘宾雁：走出幻想（之四）──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刘宾雁的这篇文章是从六四档案里面翻出来的，文章很长，只节选与刘晓波有关内容。

刘晓波眼中的天安门

　　这段文字和读者见面时，一九八九天安门运动和“六四”大屠杀
五周年已经逼近了。运动的许多参加者来到海外也已几年。遗憾的
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参加者本身关于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
客观而真实的记述，更没有对于它的成败得失的回顾与总结。就我所
知，只有当年天安门广场绝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封从德先生去年在
香港《百姓》杂志上纪念“六四”的文章中写到：那年五月十四日，
学生代表与政府的谈判，曾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可惜由于一些学生领
袖的反对，谈判未取得任何结果。他承认他本人是有责任的，因为他
也是激烈反对那场谈判的一个。

　　这个空白，当然不会没有人来填补。第一个（来填补的）就是北京政府，它的充满谎言与诬蔑的书和录影带已经出了几部。第二个（来填补的）
便是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报》。刘晓波不同于中共，他参加了天安门运动，又是在运动尾声中开始绝食的所谓“四君子”之一，还坐过牢，因而
他的记述和分析的“可信性”，会被中外读者认为比中共的宣传高出许多
倍。

　　仅就这是天安门运动参加者所写的第一部关于运动全貌的记述和
分析这一点，就很值得重视。但究竟他写了什么呢？

　　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
一个很长的“悔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悔过书）
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八九会被它（忏悔录）的真诚、
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无情
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但是我由于对此人有所了解，读到他把自己骂得狗
血喷头和体无完肤的地方，便不无疑惑起来：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
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录，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这个疑问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
虽未正面回答，似乎对刘晓波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又从郑
义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证实。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
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
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
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这）
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郑义在香港同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谈起此事。高尔泰告诉他：
“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
鸣惊人了。”郑义一算那时间是一九九一年秋，他们夫妇匿居高尔
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书之前。郑义来美后，又向诗人江河谈及
此事。原来刘晓波在纽约卖给江河一本“末日”时，曾向他明白无误
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狱中写了悔过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
捞回来。

　　为自己有背于道德的行为而作的忏悔，居然可以是谎言，可以用
来欺世盗名，对道德再来一次践踏！一个人的堕落，真的是没有止境
的吗？！

　　不能说“末日”中关于天安门广场上事件与情景的记述都是不真
实的。但通读全书，你得到的印象却是：尽管作者在卷首的忏悔中把
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仍然是一个佼佼者。作者达
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中，刘晓波毫不掩饰地摊
开了他的政治态度。（此文中）他对天安门运动的全盘否定和诋毁，
令人发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见身居海外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提出异议。
只有郑义是一个例外。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
头学起的知识群体”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
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
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
‘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
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
“自封为王”；“我们”“睁着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
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产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
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
面，误导国际舆论。”

　　他所列举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这同“革命”有什么关系呢？
依我之见，情形正好相反。刘晓波是为了革命而匆匆赶去北京的吗？
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学生上街后，他还在《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
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
头头罢了，有什么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来是反对这场学生运动的。
可是不出两日，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决定回北京了，旧金山纪念
“五四”七十周年的会议他不去参加了。日后我才从他身边的人获
知，他那时见到有的人在国内已大出风头，急得他抓耳挠腮，坐立不
安，这才突然决定归去的。临行之前，还不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
和一个什么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
一到北京，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
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其实，天安门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可以从刘晓波式的人物身上
找到一些线索。刘晓波比大学生更年长、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
般大学生身上处于比较稀释状态的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蔑视人民的思
想和情绪，在刘晓波身上便更浓烈、更露骨和更疯狂。他在“末日”
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
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
还是芸芸众生强大。”　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
节：

　　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
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
高声重覆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
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我叫刘
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　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
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
芸众生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没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诚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粮票和现
款）和冒死阻挡军车，天安门广场很难支撑下来。你绝想不到人民的
这种奉献得到的酬报是什么：当北京数以百计的市民已横卧血泊时，
一位学生领袖居然还会说出这种话：“中国人，你们不值得我为你们
去牺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会说出这种话，尽管蔑视劳动人民的
意识早已埋在心底。二十几天的领袖生涯，外国电视录影机镜头不断
对准面孔，可以使一个人自我膨胀一百倍！

　　倘若没有（他）这种自我膨胀，五月二十八日本应该撤出广场了。那是
北京市各界联席会议的决定，广场总指挥也举了手的。为什么后来又
忽然变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谈判若能成功，天安门运动将会取得可观的成果。
五月二十八日倘能按已然达成的决定撤离广场，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
洗北京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刽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并不是责怪学生群体。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
受BBC电视台采访时就说过：“这样沉重的担子，本来就不应全部
落在学生肩上。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一类运动是由学生挑大梁的，中年
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应负起责任。”

邪恶何以会逍遥

　　刘晓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场阴谋的结果。（四月二十四
日，学生上街还不到一星期，陈希同和李锡铭就拟好向邓小平汇报的
稿子，把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了。其后一次又一次挑动学
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张时间表。）（刘晓波）却在那篇文章中
十四次提到邓小平——并不是谴责这个刽子手（哪怕有一点保留，
比如说——像他女儿说的那样，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谎报军情的当），
而是说“我们”“无法理性地评价邓小平十年改革开放的功过得失”，
对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计不足；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
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
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刘晓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极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态一举成名的。
七年以后，他成了中共和中国现状的辩护士。在这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的轨迹中能够找到什么始终一贯的东西吗？只有他那块一百多斤的个人。
这个人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他代表了一种现象，一个我们绝不可掉
以轻心的信号：毛泽东耕耘过的这块土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温床。
白天跑到领事馆门前示威抗议，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晚间又跑到那
里去告密；一只手拉住共产党，另一只手拉住国民党，两只脚又站在
民运的船上；当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动员人到大使馆去悔过；象麦卡
锡份子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标签帖到别人身上，
自己却甘愿为代表最坏的也是最虚伪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权
效犬马之劳……而在做所有这一切伤天害理的非人勾当时，却不以为
耻，又受不到谴责！

　　不以为耻，并不足怪；但不被谴责，逍遥自在，如入无人之境，
就很危险了。最近听说一个（仅就在国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
民运份子中行骗的骗子，早已被人察觉，却能在香港、欧洲（在那里
骗走几百万法郎）行骗之后五年还继续在美国作案！他还并未更名改
姓，生理特征又非常明显！

　　中国人（汉人）个人智商往往很高，自卫（常常是为逃避）和报复
的本事也很高强，为什么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就会那样愚蠢麻木和软弱
可欺呢？我们几时才能不再以息事宁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为处世
准则呢？

（飞鸿黄摘录）

http://www.aboluowang.com/2010/1010/1809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