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 |
| 曉華 |
| 1999年7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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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memo.com - 2005 http://www.64memo.com/b5/7945.htm 曉華，「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六四檔案1999年7月8日。 lastModified: 5/2/2004 11:03:00 AM |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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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華﹕駁“三線計劃”的說法－－八九民運中的陳子明--駁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中“三線計劃”的說法﹐1999年7月8日。 | |
| 陳小雅/北京﹕鄧小平八九用兵探秘－－我們離“真相”還有多遠﹖﹐2002年5月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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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雅﹕八九年“西安事變”的補遺與重審﹐2002年12月1日。 | |
| 美國之音﹕戴晴陳小雅談六四﹐2000年。 | |
| 馬悲鳴﹕我的“插友”陳子明－－“四五”天安門事件“小平頭”﹐2002年12月23日。 | |
| 路透社﹕六四“黑手”陳子明被關十三年今復職，已悄悄重返工作﹐2004年2月17日。 | |
| 陳小雅﹕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八九高校動態分析﹐2002年7月2日。 | |
| 中國之春﹕我所認識的陳子明王軍濤－－項小吉/汪延/魏建行/柴玲/龔小夏/程玉/吳仁華/張鋼﹐1991年4月。 | |
| 嚴家祺﹕陳小雅《“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序﹐2003年3月11日。 | |
| 陳小雅﹕民主運動和民族運動的關係－－1989與1911的比較﹐2002年4月1日。 出处：http://www.64memo.com/b5/7945.htm
谈陈子明
目录
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晓华 ………………………………………………………………………………………………. 2
答“晓华： 陈小雅 ……………………………………………………………………………………………………..……. 11
晓华──关于三线计划──我至少掌握了三个人证：陈小雅 ………………………………..……… 18
答“晓华”：陈小雅 ………………………………………………………………………………………………………… 19
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 ……………………………………………………………………...…………. 26
陈小雅2013：【史料二则】1、陈子明给秦城监狱的入党申请书；2、陈子明妻子王之虹回忆录《风雨同行》记载陈子明在狱中上JZM万言书；3、陈子明建议JZM“三权合一”搞独裁；4、
陈子明入党申请书影印件
晓华即陈子明妹妹陈子华的笔名
谈陈子明
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
·晓 华·
陈子明是１９８９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种种原因，陈子明至今不象王丹、吾尔开希、柴玲、方励之、严家其、包遵信甚至他的密友王军涛那样被世人所了解，而始终遮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家不难理解的：陈子明至今仍在北京的铁幕后面服刑（一种独一无二的“监狱搬家”式的“保外就医”，并随时可能回到牢房），刑期到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此后还有４年的“剥权”期，他的朋友们不愿意以任何方式给他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除了他本人向法庭呈交的“自我辩护书”外，关于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所作所为，朝野上下、体制内外已经提供的各种说法，结论竟然出乎意料地一致。限于“自我辩护书”的特殊性质，陈子明也不可能对自己在民主运动中的行为“竹筒倒豆子”般地“坦白交待”。正是由于专政机关经过上百次的审讯仍然无法从陈子明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案件审理经过一再反复和延迟后，才不得不从拟定起诉他的三项罪名——阴谋颠覆政府、组织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中撤销了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而八九民运中的吉林唐元隽一案，仅仅由于后两项罪名首犯就被判刑２０年。除此之外的四种版本分别是：官方的正式说法，何新的说法，老木的说法，以及陈小雅在《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中的说法。
陈希同在提交七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从４月中旬到６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陈希同报告列举了陈子明的名字，但没有涉及他的任何“阴谋”活动，只是说他参加了《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４月１９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整个报告只字未提王军涛。可见此时官方还没有把陈、王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的主要代表。等到１９９１年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变化，官方又无法坐实对八九民运的种种指控，为了最后了结此案，决定选择赵紫阳、鲍彤作为党内黑手，陈子明、王军涛作为党外黑手，让这几个人来为“六四”背黑锅。法院的判决书宣称：陈子明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６月期间，与王军涛相互勾结，纠集刘刚、陈小平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进行了一系列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建立非法组织“维宪会”，策划、煽动、组织和指挥各非法组织占据天安门广场，抗拒戒严令的实施，以推翻人民政府。并根据这种指控，在参与八九民运的北京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中，判处陈子明王军涛最高的刑期。
与陈子明年龄相仿佛、在陈所领导的团体接管后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过一些激烈言词的党外知识分子何新，在“六四”以后却完全与官方用一个腔调说话，并因此获得了专职政协委员的犒赏。当美国广播公司北京记者处首席记者柯达德电视采访问及政府对陈、王的审判时，他宣称，“他们或者组织了政治集团，或者参与策划曾经造成很严重后果的１９８９年事件的某些幕后政治活动”，“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递交高层的“内部研究报告”中，何新说：“在我看来，８９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这只是现象而非本质。实际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妆戏剧”。“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巨大愚弄。”“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假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上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发动新的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何新显然认为，通过揭露和渲染“阴谋色彩”，削弱和瓦解运动的“道义形象”，是消除任何“翻案的可能性”的最佳途径，遗憾的是这一途径“至今尚未”找到。
由于官方及其“智囊”对于“阴谋色彩”的强烈需求，老木的说法一问世，就被他们如获至宝般加以利用，在《参考资料》、《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引用。老木说，以陈子明、王军涛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４月１６日起就在蓟门饭店秘密指导着学生运动的全部进程。由于自己的文章被官方利用，并因此受到不少朋友的批评和谴责，老木本人十分懊悔和自责。陈子明和王军涛知道此事后，均认为不必如此。其实，老木并非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捏造事实，他只是记错或者写错了一个日期，把５月弄成４月了。官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只是在新闻媒体上大肆渲染，误导一下民众（包括它自己的干部），而无法将其作为法庭判决的依据。况且，老木的说法只涉及地下活动而不涉及参与者的动机，难以满足何新所需要的那种真正能够扭转人心的“阴谋色彩”。毕竟，地下活动只是阴谋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于是，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在经过一再耽搁后１９９６年终于在台湾出版了，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最权威的版本。据陈小雅自己说，出版耽搁的原因之一是原拟出版该书的香港《当代》的程翔，“因为对赵紫阳和陈子明的评价不一致，他拒绝了此书”。鉴于陈小雅本人在八九民运后与赵和陈一样，也是当局政治迫害的重要对象，笔者不相信他与何新会有什么沟通，但她的思路确实与何新的思路有明显的交汇点。何新寻觅“阴谋色彩”是为了销蚀八九民运的道义形象，陈小雅主动揭露赵和陈的“阴谋”及其阴险自私的心理动机，则是为了捍卫八九民运的道义形象，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走到了同一点上。陈小雅说：“写史，就是留下来给后人，我只需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我，作为史书的作者，不能站在任何一党一派一边，知识分子是人民利益的监护人。”“在史书中，我高高举起的是‘人’的旗帜”，“人，包括学生、市民和士兵，都是不可以牺牲的”。渺小而可怜的政治家和“准政治家”恐怕挤不进大写的“人”字，为了“人民的利益”，“监护人”可以无须考虑他们的内心感受和人生际遇。对于那些竟敢牺牲人来牟私利的政客，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人格尊严当然不在保护之列，人人可以口诛笔伐。１９９５年陈小雅的书尚未出版时，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希望看一下原稿，澄清一些事实，陈小雅置之不理，大概就是出于上述的考虑。陈小雅引用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话说：“所有的旗帜，即使是最崇高、最纯洁的旗帜，都沾有鲜血和粪便。……哪里有鲜血，哪里就有粪便。前者需要后者……如果鲜血超过了粪便，人们就唱起颂歌，竖起墓碑；如果粪便超过了鲜血，人们就高喊耻辱，并举行赎罪祭礼。”她认为，“对于一部史书来说，辨别鲜血和粪便的比例义不容辞”。没有粪便不足以突显鲜血的圣洁，粪便太多又会玷污鲜血。根据陈小雅的判断，八九民运中的粪便只有赵紫阳和陈子明二人，连分别与他们最亲密的鲍彤和王军涛都不在粪便之列，因此非但不能遮盖学生与市民的鲜血浇灌起来的道义形象，而且使史书更具合理性的“框架性基础”，“免于狭隘和独断”之嫌。笔者能够理解陈小雅的抱负，但是也必须提醒她，真正的史笔必须以坚实的事实材料作为基石。正如她自己所说，“真实是正义的基础。”陈子明、王军涛及其朋友们在八九民运中究竟说了和做了一些什么，经当事人亲自过目并同意后，笔者将在《八九民运中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一书中详细披露，本文仅针对《八九民运史》中涉及陈子明的不实之词，作一些必要的澄清。
在《八九民运史》中，陈子明被刻画成一个最丑陋的反面角色。邓小平下令开枪，毕竟还有某种迫不得已的成分；而陈子明把学生当“人质”，“把别人推到前面，让别人冒风险和流血牺牲”，完全是为了在“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捞”权“捞”官。“他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地俯视着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观察着每一群人，并考虑着棋盘上的棋子。”为什么要用如此夸张的笔墨，是出于作者在道德上对“这个以中共政治局委员为自我期望值目标的青年”的强烈鄙视。何新说，“这个事件之所以未能温和解决，完全由于事件的幕后策动者当时错误估计形势，他们认为，不断加剧对抗和促成天下大乱，将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方法。事态的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陈小雅的看法与何新有同有异。她认为，陈子明根据“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政治权力”模式，相信“对学运可能发生影响的社会力量”可以借用来作为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和筹码”，但并不是要“夺取政权”，而是要“进行讨价还价”，“用打来争取谈的资本”。“如果以危机作为与政府谈判的筹码，那么谈判的结果应该是改革派下台，‘体外精英’与改革派所依赖的‘体内精英’换位。这种结果如果出现，将正好应验了《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中早就警告人们要防止出现的局面：‘利用中国的动乱制止改革’，‘把中国的困难看作取得权力的机会，准备收拾残局’。”所以躲在幕后的政客“当然就很难为期望和支持进一步改革的运动主体所接受。”陈小雅说：“陈子明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实际上是按照‘第二体改所’的思路建立的，有许多聚集在它周围的人，都直言不讳地表示对它抱有同样的希望。据陈子明对闵琦说，他对自己的自我期望值是当一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在这一点上，与陈一谘可能相差无几。”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种种“设计”和“操作”，无非是要实现精英“换位”，取代和超过陈一谘在此前已经达到的政治地位。
事实果然如陈小雅所说吗？陈子明志在当中共政治局委员，闵琦本人断然否认他说过这样的话。陈子明１９７５年在北京化工学院上学时，曾在一封给插队同学的信中，，否定了当时中共党内左、中、右三派的政治路线，同时表示要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首先“混进”党内，然后改造中共、改造中国。由此而第一次入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学籍、团籍，送农场劳改。获得平反后，他虽然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由于以往言行的暴露以及自己一直从事体制外的活动，他并没有幼稚愚蠢到认为自己会被接纳为中共党员。然而，他在８０年代继续向自己所在的每一个单位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只有一段话，中心意思是：愿意和中共党内的仁人志士共同为改造党、改造中国而共同奋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邱仁宗等诸位研究员对此情况十分了解。陈子明在秦城监狱给江泽民等中共政治局常委写了最后一封入党申请书，表示要以中共的革命先烈为榜样，在法庭上与一切违法和不公正的行为作斗争，争取火线入党。不知陈小雅将这些举动视为一种讽刺和调侃呢，还是向中共表示“第一种忠诚”或者“第二种忠诚”。
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自大陆民间社会的报告》一书中，闵琦指出，陈子明创办和领导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及其后继者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是“中国第一家民间正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出版的多本英文著作也都认为陈子明和王军涛所领导的研究所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民间化、最具独立意识的团体。在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有关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闵琦档案”中，有一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７日陈子明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王伟群的谈话记录。陈说：“不敢当战士的人是不可能研究好政治的。历次政治运动打掉了一批精英分子，但仍有许多人（比如我们）没有消沉，以往的经验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的宝贵财富。”“对于投机谋取一官半职，我们嗤之以鼻，我们都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哪怕能使中国的政治发展有５％的转向。”“要提倡多元，首先要把自己这个‘元’搞好，如果总想否定别人那个‘元’，就不会有多元了。政治上需要合作，不搞政治上的宗派，要搞学派。办研究所的目的：１、形成学派；２、为别人提供舞台，为青年提供产前产后服务。”搞宗派或搞“咨询”的人必然垄断渠道，“利用别人的材料去谋自己的利益”，“而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团体”。“我不是不同意在体制内活动，在支持党内改革派上我们也没有分歧。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代表着政治多元化中的一元，我们应有自己的语言和态度，这就是‘色彩’。”与这些谈话前后脚，陈子明应陈小雅之邀，也和她谈过办所的宗旨，陈小雅还录了音。如果陈子明对陈小雅的谈话与上述的谈话不一致，陈小雅完全可以利用第一手资料来揭露陈子明的面目，不必借助第三人之口。《八九民运史》的“序”于１９９５年先行发表后，王军涛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否认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按照第二体改所的思路建立的，不同之处是一个在船上，一个在船下，你们当时是想上船”的说法。他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是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的，也确实向着思想库这一方向发展的，作政策方面的分析和提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但它主要考虑的还是从中长期的角度，它超越一般执政政府所关心的、当下的紧迫问题，而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的发展问题。……对于没有到过民主社会的人，可能容易把自己局限在这样一个思路上：一条政策建议提得对，就会被政府接纳进去。”我们坚持民间活动立场。这个问题最近也有人提出。胡平上个月跟我说过，他在电话里对王丹说：我可以作证，陈子明不是这样的人。１９８６年形式比较好的时候，陈子明就说，即使在形式比较好的时候，也要有一批人坐得住，不要进到政府里，，而要坚持独立的民间活动。所以我们考虑问题更多的是取一种独立的批判姿态，而不是想被组阁进去。”但王军涛和胡平的证言均不被陈小雅采信。她虽然不至否定两人的人格，但可以怀疑他们的说法是考虑到维护民主阵营的声誉“。如果她坚持“只需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需任何旁证就可以对陈子明做出道德审判，别人自然也没有什么办法，陈子明想必也不会与她打官司，但来自同一营垒的判决肯定会令她比得知来自法院的判决时伤心百倍。
陈小雅几次强调，陈子明“早在四月底”便形成了一个“三线计划”，从而坐实官方所谓“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说法。事实上，社经所所务会议在５月１日的“香山会议”上通过了陈子明《形势、任务与反思》的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一主两翼”的设想：推动知识精英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社会力量，这是时代的需求，历史的使命，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反抗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第二个任务。“在力量配置上，我们应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当前面临五个方面的任务：１、思想建设，２、学术组织，３、立法活动，４、社会联络，５、经营活动。”会议确定，陈子明作为所的形象和代表，坚持主阵地；由其他所务委员分工负责两翼和五项具体工作。
陈小雅说，按照“三线计划”，他“自己不公开出面”，“到五一七时，他感到再不跳出来可能什么都捞不着了”，于是开始“联席会议的酝酿”。一个“跳”字，一个“捞”字，刻画得入木三分。陈子明为什么要“跳出来”，他又想要“捞”些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５月１３日上午，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阎明复焦急万分，委托周舵、郑也夫等四处寻找有可能说服学生的人。郑也夫来到《经济学周报》社时，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务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人有陈子明、王军涛、闵琦、费远、郑棣、王之虹、毕谊民、陈小平、刘卫华等人。就是否派人随郑也夫去统战部介入斡旋活动，会议专门进行了举手表决，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同意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参加斡旋，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以所的名义参加。陈子明、刘卫华、王之虹等少数人投了反对票，反对以任何方式和名义正式介入，他们在接受多数决议的同时表示保留个人意见。然而，为什么到５月１７日陈子明就同意筹备“联席会议”了呢？他在辩护书中说，“有两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使我部分地松动了不介入的一贯立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向法庭提供详情，现在时过境迁，披露一些具体情况已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损害。首先是国家体改委的石小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向他转达了吴敬琏等一批经济学家的意见，认为改革已危在旦夕，现在是千钧一发的关头，为了挽救改革事业，陈子明等应当挺身而出，去说服和影响学生，放弃绝食和其他偏激的行为。随后是社经所拨资成立的北京市思创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江征从中国科学院叶笃正副院长家给陈子明打来电话，叶老本人也与陈通了话。叶老知道陈曾是“四五英雄”和科学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便拜托他一定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救救广场上绝食的青年学生的生命。陈子明不能不答应下来，他在辩护书中说：“老一辈科学家对国事和青年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比中央统战部来找我的两次邀请更有影响力的道义命令。”
从广场上是“捞”不到什么东西的，陈子明比许多人都更清楚。３月２２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刘卫华与香港《镜报月刊》的徐四民进行了一次座谈，提出要“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陈子明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的权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有可靠性。”“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有必要对知识分子采取倾斜政策。”“过去十年是新思想穿破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水银泻地一样，占领了地盘；新时代要求的却是新思想的收敛，重新完成整合，实现新文化的再造。”王军涛说：“中国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关口，就是要重新对自己的文明模式进行选择。”“应就十年中酝酿的新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论争，也就是中国应对自己现代化的模式进行通盘性的思考。”“解决这种危机必须用创制的方法”。陈小平说：“修改宪法也是当务之急”，“把中国转向民主制，既需要思想、观念等这样大的准备，也需要对具体的运作规则具体方案、以至很小的技术性措施进行改造。”“知识分子民主的自发的参与，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制约能力。”在４月１９日《新观察》杂志和《世界经济导报》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些与会者对时局的发展表示乐观。严家其说：“我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以后，感到中国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后面发言的陈子明则唱了一点反调。他说：“作为‘四五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在十三年后看到相似事件的重演，人们在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同样的感情和要求，使我深感悲哀。这表明中国的政治发展实在是过于缓慢了，政府至今还没有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供比这更通畅的政治表达渠道和表达方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没有表现出在政治上比当年更加成熟和更有风度。共产党当年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现在自己掌权后能不能处理好新的学生运动，上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４月２３日社经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说：“现在社会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快要达到顶点了，尽管在座的人可能都到过天安门广场，但不要忘记我们最主要的身份是思想理论界人士，在大家都热的时候特别需要强调清醒。”而当陈子明应老一辈科学家之命最终“介入”学潮时，他已经预感到悲剧性的结局，并立即着手为研究所“准备后事”。
陈小雅说，记住陈子明的“设计”，“对人们理解这个‘联席会议’为什么始终没有做出‘撤退’决定，是有意义的。因为撤退了就不存在控制问题，失去了这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牌，‘三线计划’就可能成为泡影。”所谓“联席会议”应划分为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蓟门饭店筹备会议和５月２３日正式宣告成立之后两个阶段。在后一阶段，“联席会议”曾一再做出从广场撤退的决定，这一点在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载，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与陈子明关系不大，因为他当时没有参与这些过程，直至被捕后才得知一些情况。至于说５月１９日蓟门饭店会议没有做出“撤退”决定，“语言学院教师陈明远提出动议，呼吁广场学生立即撤出，但他的建议遭到‘冷遇’”，则是把事情完全颠倒了。参加蓟门饭店会议的大多数人主张学生立即停止绝食，撤出广场，而以“绝食团顾问”名义陪同王丹出席会议的陈明远则主张坚持绝食。陈子明、刘力群等人与陈明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力群当时非常气愤，发言长达半个多小时，主持会议的陈子明几次打断发言他都不肯停下来。根据多数人意见，北京大学教师张炳九等人直接从会场赶赴广场，说服学生停止绝食。下午，张炳九打电话给陈子明，告知１１名绝食绝水学生已被带离绝食现场。陈子明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在会上的主张是：“首先尝试说服广场学生领袖，要求他们立即带领绝食学生自动撤回学校；如果劝说无效，则转而做留在校内的学生领袖和青年教师代表的工作，由他们出面组织学生、教师去广场把少数学生强行带离。”
由于陈小雅对陈子明这个人已经有一种确定的框框，因此她在自己的书中竭力把所有符合这种框框的蛛丝马迹罗织在一起。她引用了许多包遵信的话（特别不应该的是在印刷字体与正文不同的引语中又夹杂着她自己的话），把包的一丝疑虑提升为她本人的定案结论：“五月十六日晚七点多，北大一位姓邢的研究生……说：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明确提出‘倒邓’，大家商量请您出头，发表一份声明。……他在陈子明那个研究所兼职……回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却看见陈子明留给我的一张条子，……是不是与小邢找我的事有关？……有人在这个夜晚是够忙碌的。至少这个主意在赵紫阳讲话（下午五时四十分）之后两个小时之内就想出了。而在半夜之前，他就为中国‘第二个辛亥革命’找到了孙中山！或为‘第二个护国战争’找到了蔡锷！”事实是，社经所根本没有姓邢的兼职人员，无论是所务委员还是财务人员均不识其人，包遵信的记忆有误。陈子明５月１７日凌晨去包遵信家是想找他商议召开蓟门饭店会议的事，与“五．一七宣言”无关。陈小雅自己也认为严家其在“倒邓”上有“首义之功”，而陈子明与严家其在４月以后就没有见过面，陈子明与“倒邓”能有什么关系？当局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彻查，最后在陈的判决书中只好说：包遵信在陈子明、王军涛召集的会上“宣读了反革命《五．一七宣言》”。陈小雅却执意要把“倒邓狂澜”与“陈子明那个神秘的来访”挂上钩。对于她借他人之口来批评陈子明，包遵信本人也对她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
陈小雅说：“与严家其等人‘绝不向末代皇帝称臣’的刚烈举措不同，的确早就对赵紫阳改革思路抱批判态度的他，在赵失败时自然不会萌生‘同进同退’的忠义之情，相反，此时，过去一直垄断着‘进言’管道，也靠近最高权力的三所一会的‘集体自杀’，在客观上为这个十多年来卧薪尝胆的青年，腾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他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表扬别人的“刚烈”和“忠义”，显然是要衬托陈子明的“什么”和“什么”。基于一种思维定势，她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最具关键性也是起了最大作用的一件事轻轻放过，在书中只占了不到一行：“十九日的会……通过了一份警告‘军管迫在眉睫’的《告人民书》。”这使得她的《八九民运史》缺少了对一个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把握。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局最关注的焦点，是“党内黑手”与“党外黑手”的唯一连接点，由于办案人员无法让陈子明在这一点上吐口，曾使整个“六四”案件的审理延迟了几个月。后来，在办案人员明确表示，只要陈子明说清这一点，有关人员马上可以释放，并由办案人员先说出有关情节和人名，只要陈子明认可一时，他们才获得所需笔录材料，使整个案子得以贯通。或许陈小雅会认为，陈子明的狱中表现，也是最少“刚烈”和“忠义”吧。
５月１９日下午，陈子明在接到张炳九的电话后不久，又接到陈一谘体改所中与他联系较多的杨冠三的电话。杨的这个电话透露了他们经由高山从鲍彤处得知的赵紫阳动态：５月８日提出反腐败的六条意见未被采纳，在随后几次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议上的态度，以及５月１７日关于戒严问题的常委表决和赵紫阳下台的既成事实。陈子明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他马上召集了蓟门饭店当天下午的会议，由他根据电话记录口授，由其他与会者补充，由周舵执笔起草了《告人民书》，又由杨百揆誊写了一遍。随后分三路传播扩散《告人民书》，一路到天安门广场，一路到北京大学，一路到社经所下属的北京科仪印刷厂。同日下午，“三所一会”发表《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透露“事态还在恶化”；警告“坚持已有的失误而继续失误，以至采取极端行动（如军管），将会导致真正的动乱，甚至造成民族的分裂”；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分歧”，并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和中共特别代表大会，“进行干预”和“进行审议”。陈子明主持拟定的《告人民书》则披露了所知全部高层内幕，指出“赵紫阳总书记已被罢免”，“军事管制已迫在眉睫，１９７６年‘四．五’镇压后的黑暗局面马上就要重演”；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总理职务。《告人民书》的稿子带到北大后，北大的印刷品删掉了其中“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的号召。此后，《人民日报》吴学灿等人又据此组织印刷和散发了《人民日报号外》。《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和《告人民书》的出台，表明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结成了统一战线，决心与赵紫阳“同退”，为保卫改革事业和宪法权利“进行决死的斗争”。经过各方面的一致努力，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在得知上述消息后，终于决定停止绝食，并着手准备对军事管制和戒严的防御措施。
陈小雅在书中写道：“五月二十一日，陈子明电告张伟国，说政府已请他出面调停，让学生撤退，条件是撤军。这一电话内容的真实性显然有待商榷，因为政府根据什么，认为陈子明有驾御学生的能力？”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不是怀疑所称电话内容的真伪，而是陈子明讲过没讲过这种话。陈子明和张伟国这天确实电话交流过各自掌握的信息，但并没有“请他出面”之类的说法。前一天，陈子明和陈小雅都十分熟悉的的一为朋友电话通知陈子明，蓟门饭店已置于公安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陈子明正紧张地布置会场的转移和全所的撤退。陈小雅又引用官方出版物《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中的记述，称这天下午陈子明召开六个分指挥部的会议“，参加者有”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单位的人”。稍作分析，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陈子明与中信公司研究所有何联系？官方出版物如果不是捏造事实，就是张冠李戴，或者说陈（一谘）冠陈（子明）戴。
陈小雅在她的书中再三提到所谓陈子明的“三线计划”：“即由在这次胡耀邦逝世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学生运动构成第一线，透过与社经所有联系的大学青年教师对之产生影响。二线，由知识界知名人士组成，功能是指导与保护学生，也可以制约学生，由与知识界朋友较多的王军涛和闵琦联络，二人均为该所元老，也是七十年代末期西单‘民主墙’时期的同志。包遵信的回忆证明，他们联络知识界的管道之一，就是紧紧抓住包遵信。三线，由陈子明本人主持，功能是利用一线二线造成的压力，专司与政府谈判。”她说：“实现陈子明的方案，就必须认同把学生当‘人质’的做法，由于参与者政治道德的进步，它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故而人们在赞叹他的心思周密之时，无不要补充一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
笔者询问了社经所的主要成员，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三线计划”。对陈子明的起诉书中称：“‘维宪会’成立后，被告人陈子明和王军涛密谋分工，陈子明转入‘二线’，支持王军涛在‘一线’利用‘维宪会’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一线”“二线”是社经所内部的一种人员分工；所谓“三线计划”则是以学生为人质，以打压谈的一种政治设计，性质截然不同。５月２１日，陈子明与社经所兼职人员张伦见面时得知，广场秩序混乱，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工作很难收效，心中十分焦急，认为必须进一步加强投入，“最有力的是你自己站出来”。当天夜里，他赶赴王军涛在广场附近租住的东方饭店，与其商议下一步的安排。次日，陈、王之间发生了在八九民运期间唯一的一次争论。王军涛批评陈子明跑到“一线”上来是放弃了自己的应尽职责，将大家置于险境。社经所是一个庞大的系统，下辖报社、函授大学、书刊发行社、印刷厂、电子研究所、应用技术研究所、拥有１万名自愿调查员的民意调查中心、３万名会员的华夏读书社、人才考评中心、债权债务清偿中心、交谊舞培训中心等，王军涛愿做出自我牺牲，但不希望看到整个系统和数百名工作人员的饭碗毁于一旦。因此陈子明在５月２３日“维宪会”成立会的半途就退出会场，重新回到“二线”。在此后的十天里，他主要做了两件事：其一，“陈子明与王军涛密谋建立秘密隐藏地点，商定转移人员名单，组织‘维宪会’骨干人员先后潜逃。”（判决书语）其二，在京西雅园宾馆组织撰写一篇长文，准备在《经济学周报》被查封前一次性刊发。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化论纲》，写作分工如下：时代特征（陈子明），文明抉择（陈子明），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难时刻（闵琦），政治改革（杨百揆），经济改革（刘力群），社会整合（孙立平），文化重建（刘卫华）。此外，他还为《经济学周报》写了一篇短文《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历史使命》，文章的开头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所引发的学生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宪政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陈小雅的书中写道：“当他的战友——处在‘二线’的王军涛郑重宣布，自己将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时，处在‘三线’的他，却考虑如何与李鹏政府‘握手言欢’的问题去了。”她对王、陈二人的这种比照性写法，已经对许多作者产生影响。在北京发现的多种“非法出版物”中，就是按照陈小雅的框架勾画陈子明形象的。根据陈子明的一贯言行，根据社经所上下忙于筹集避难资金、转移固定资产、囤积食品饮料的紧急部署，上述说法纯属天方夜谭。陈小雅说，参与讨论者“多不愿提及此事”，因为本来就没有“此事”，人家怎么能够给你塑造一个你心目中的陈子明形象呢。
陈小雅把八九民运中的陈子明比作俯视他人的“上帝”，看上去好像捧上了天，隐含的意思却是游离民运主流，被正人君子所不齿。事实上，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轨迹与其他知识分子的轨迹基本上是平行的。从４月１５日胡耀邦逝世起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５月１３日学生采取广场绝食的激烈行动后，为了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并支持党内改革派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千方百计地劝学生停止绝食、撤离广场；５月１９日邓小平、李鹏政府采取违反宪法的镇压措施后，则毅然与之进行决死的抗争。当然，陈子明和他在社经所的朋友们（判决书所谓的勾结和纠集者）之所以被当局视为八九民运的“黑手”，必定也有一些特殊之处。４月１７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４月２１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４月２３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２３日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并因此而成为当局通缉的学生领袖中唯一的非学生。４月３０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四月人民民主运动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３００份，供其散发。５月１４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刘晓波、王润生、吴稼祥等２３人与会。５月１５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１９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５月２２日晚和２３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从５月２０日开始，陈子明、王军涛在继续说服学生撤离广场的同时，着手准备第二方案，即在当局血腥镇压之前把学运和民运的领袖人物撤离现场，避免在乱军之中遭遇不测。社经所专职人员毕谊民、谢小庆、于国禄、王之虹等具体组织了方案的落实工作。在这一方案的具体安排下，王丹、刘刚、包遵信等在“六四”屠城前撤离了北京市区；周舵等则谢绝了安排，坚持留在广场，组织了悲壮的广场最后撤退。为了实施这一方案，社经所做出了重大牺牲。本来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社经所下属的北京人才考试与评价中心正在进行国家８个部委局首次公开招聘国家工作人员的出题和计算机判卷工作，刚刚达到事业的高峰，但是，正是考虑到这个单位与八九民运关系较远、安全度较高，陈子明决定由该中心为王丹开具了化名工作证，他的妻子王之虹于６月５日冒险进入戒严部队重兵驻扎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大批端刺刀军人眼皮底下取出了所需的印章。陈小雅一再说陈子明拿别人当“棋子”、“人质”，“把中国的困难看作是取得权力的机会”，实在令了解事实真相的人深为叹息。
陈小雅划分八九民运的“鲜血与粪污”的“框架性基础”，一方面承认“黑手”的存在，一方面捍卫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纯洁，这既不是一种聪明的辩护策略，更不是八九民运的历史真相。赵紫阳和陈子明的个人荣辱对于“人民利益的监护人”来说，或许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在事实材料尚不充分、被告人也没有机会亲自答辩的情况下就匆忙做出结论，是否会影响到史家的清誉？在“六四”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还历史以真相，这是对八九民运道义形象的最好维护。
答“晓华”
·陈小雅·
１９９９年７月８日，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约我见面，交给我一份材料，说这是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现在美国）写的一份东西，想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发表。我看了看标题和署名，立即表示：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的东西都是真名真姓发表了的，任何人可以批评和对事实作出更正，当然更欢迎陈子明自己出来说话。
在谈话中，王之虹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了工作，每天下班吃陈子明做的饭，所以近来长胖了十斤。陈子明的身体现在已基本恢复，因为没有行动自由，他买了一个健身器锻炼身体。他们（在监狱怀孕）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生的男孩，现已有五岁半。陈子明得子后患上的睾丸癌作了部分切除，医生说不影响生育。
王之虹走后，我读了她留下的万言申辩文章。知悉它欲“澄清”《八九民运史》中的两个主要事实。其一，是陈子明曾有过做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自我期望”；其二，在八九民运中，陈子明有过一个“三线计划”的设想。但我感到，材料中所列举的事实部分，即使没有佐证和加强这两个观点，至少也没有动摇这两个观点。
在对“晓华”该文所提的意见和资料帮助表示感谢之余，本人也愿意与他和关心的读者分享一下自己对该文的看法。
赵元任先生关于做学问有句名言，叫做：“言有易，言无难。”为什么说“有”是容易的呢？因为只要你经历过，或者有证据的，你就可以说有；为什么说“无”是困难的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在多数。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能说“无”。我在《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上述两个观点，是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作出的“有”的判断。“晓华”文章是要对这两个判断作出“无”的判定。所以，按常理来说，我所做的事情是比较容易的，而“晓华”所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
但这次的情况有点特殊：“晓华”不是别人，就是当事人自己或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具有当事人代言人身份的人。这一身份，给了他言“无”的超过任何人的权威性。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文章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去宣布“无”，而是说了一大堆其他的“有”，试图用这些“有”来证明那个“无”。但遗憾的是，这些“有”，或者与它要证明的“无”无关，或者不相矛盾，或者还起到反证的作用。这是稍有分析头脑的人一望即明的。作者说，他也就“三线计划”的事问过北京市社经所的主要成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这并不能说明“无”，而只能说明它本身——它不被该所的主要成员知道。其实，作者根本不必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搞这个所谓的“调查”，当事人就是你自己或你的委托人（你们每分每秒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络，当局并不禁止）。只要你发个“声明”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我不便举证我的消息来源和“三线名单”的历史条件下，此事就会暂时告一段落（我已经将此意告诉过周舵）。但陈子明却始终没有这样做。以陈子明如此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发这样的“声明”，而要去写那些绕圈子的匿名文章？陈子华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问自己的哥哥，而要到处去逼问“谁说的”？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
“晓华”在写这篇文章时，大概还不知道该所的一个不次于陈子明的“主要成员”王军涛已经对此发表的言论。在１９９８年《北京之春》第６期上，他在答记者问时已经承认有“三线计划”。只是他给出的解释是，它不是一个关于运动的计划，而是该所的工作计划。在这个答记者问中，他还列举了一线、二线、三线的人名。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不是该研究所的人，放在了该所的工作计划中。比如他说王丹是一线，包遵信是二线。而王、包都不是该所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被置于一线或二线。王丹是八九民运中诞生的学生领袖；包遵信和北京的许多圈子都是等距离关系。他自己私下里也说，其实和该所关系并不密切。这就和王军涛所说的“研究所的工作计划”自相矛盾了。但我对他给出的这种说法表示理解：如果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平息人们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问题的好奇心；如果他完全否认事实，他就会背负撒谎的名誉；而如果他不去模糊事情的界限，他的朋友会背负道德的谴责。因此，他的这个言论，或许会被“晓华”们视为愚蠢。但这实在是他在责任、道义和友情三方矛盾的情况下，可以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北京之春》记者亚衣采访王军涛后，他曾打电话告诉我“王军涛已经对三线计划问题作出了答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在我接这个电话时，我尚未得知“答复”内容，所以，我向他说了写《八九民运史》的三条原则：一是重大问题不使用“孤证”（在“三线计划”问题上，我至少掌握了三个人证；在“政治局委员”问题上，有四人旁证）；二是使用材料取“亲”不取“疏”，即对于一件事情的叙述，尽可能采用亲历者和接近亲历者的人的描述和感受，采用“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描述和感受（关于“跳”出来，“捞”什么和“握手言欢”的提法，均是亲历者的感受）；三是取“近”不取“远”。即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前后有不同的说法，我采用事发当时的说法，因为当时一切顺利、甚至以为要胜利的时候，没有历史因素（比如清查、镇压）的干扰，描述会比较接近事实。
在此基础上，我还请亚衣先生判断两件事情：第一，是编造一件事情容易，还是不承认一件事情容易？显然，编造一件事情需要的是创造的才能；而不承认一件事情只需要本能。第二，我在５月初得知“三线计划”时，那是一个运动形势如火如荼的时段。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镇压和流血，人们是把它作为一件“美谈”来加以传诵的。按照通常的情况，许多人会把一个“伟大”的发明当成自己的见解拿来发表，但传播者没有去“冒领”这份“荣誉”，这说明传播者的品格是诚实的。相信诚实者的话，是理所当然的。亚衣对我的答复没有疑义。
《八九民运史》是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没有一分钱资助，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采访，不可能获得海外发表的回忆资料的情况下，由我个人用半年时间独自完成的。所以，在资料方面肯定存在较大的欠缺。在出版前，它曾在国内秘密征求意见。征求者中包括包遵信、王丹、周舵等３０余人。经他们之手，又传播给相当倍数的人读过。这其中不乏陈子明的朋友。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联系渠道畅通。他们读后，或提出意见，或进行询问，我都作出了处理或答复。但由于与海外联系不便，我的陆续修订最终定稿并未到达出版者手中。书出版一年后到达我手中的，还是最初送出去的软盘上的内容。其中也有排版错误的地方。这是我自己和朋友们都感到有点遗憾的事情。当然，我知道，现在远不是出版一部完整的《八九民运史》的时候。即使现在出了修订本，随着资料的发现和披露，还可能出修订的修订和“最新修订本”。与其如此，不如等待更多的材料问世，再作修订。这是我希望读者阅读时加以注意和谅解的。
至于“晓华”文章指控《八九民运史》“坐实官方‘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说法”，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污蔑。因为《八九民运史》送交出版时，陈子明已经出狱；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因为他在“保外”期间秘密组织发起几个呼吁书的签名，并造成了新的一轮逮捕。这是所有当事人都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该书拖了两年后出版，不久，陈子明又第二次出狱。陈子华和其丈夫在出国前，为向我索取陈子明和社经所的材料，曾一再表示，官方对陈子明的处理与《八九民运史》无关，还说“子明如果计较这些，也就不是子明了”。但他们转身就变脸，这恐怕有失做人的厚道！
如果说，以后出版的所有材料和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对过去“政府的结论”都有“坐实”效用的话，那么，陈子明“自己的结论”恐怕就要修改了。远的不说，你们自己这篇文章中披露的一切，就是“坐实”的“最权威”资料！不信吗？笔者再罗列一二：
（１）从４月１５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２）４月１７日，（自己在电话中向我承认是“二线”的）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３）４月２１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此后，发生了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个高校联合行动——４２２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４）４月２３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５）（２３日）当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６）４月３０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这是新闻界第一个联合行动）（７）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８）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供其散发。（９）５月１４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１０）５月１５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１１）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１２）１９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１３）５月２２日晚和２３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我想已经够了。如果作者把这些功劳均算到陈子明的头上，他应该是八九民运的“第一功臣”！但是，文章在罗列这些功劳时忘记了，它同时也“坐实”了自己的“罪行”。其中４月２１日和２３日两次给钱，明显地是把学生往前推。因为当时学生还没有绝食，还没有实行“人道”的必要；政府也没有戒严，不可能是用作“救援”的川资。据我所知，在陈子明给学生钱的当时，还说了“摊牌的时候到了”（另一种记忆是“决战的时刻到了”）这一类鼓动的语言。这难道还不算“介入”？还要把“介入”的原因推到“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并在“统战部”（其实，统战部“断然否认”对陈子明有过邀请，郑也夫也一再说，是他个人邀请）的所谓“邀请”面前伪装什么清高？既然陈子明在４月和５月都频繁“介入”了学运，为什么却躲避参加统战部旨在“平息”事态的斡旋？按照“晓华”的说法，该所很讲究“民主”和“程序”，但那６０００元的开支，是否也履行了表决的程序？！。如果履行了，就是以所的名义“介入”。如果没有履行，就是陈子明背着大部分人“秘密介入”。笔者在写作《八九民运史》时，考虑到一些人的安全和自由，对这些材料的运用还留有一手。或引而不发，或厚积薄发，或只画“点”，而不去连“线”。这回“晓华”自己“竹筒倒豆子”倒了个干净，置国内朋友的前途安危于何处？置自己以前的言论、辩护于何处？！
按文章所述，５月１日，该所的“香山会议”已经提出了“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反抗作准备”，那么，他５月以后的那些活动，是在促退还是在促进？他为什么在“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之后，又住进了“京西雅园宾馆”，去专心撰写一份认同李鹏政府“治理整顿”的长文？在替这个活动辩护时，他为什么不谈当时爆发的争论内容和文章的基本观点？而去说另一件事情。（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人就提出，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决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表态。他们对其中认同李鹏政府“治理整顿”的内容抱有强烈反感！）“晓华”认为，人们在忙着逃命时，不可能去想扭转命运的事。的确，在常人那里可能不会，但在陈子明那里就发生了。而且一再发生。就在“晓华”这同一篇文章里，他透露了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要求‘火线入党’”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写的回忆录《风雨同行》中，更披露了陈子明给江泽民上“万言书”，不仅认同“治理整顿”，还建议江泽民将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要中共珍惜“大军区首长调动”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些“成功的经验”。按照王之虹的说法，此后中共采取的种种使中国逆政治改革方向运转的措施，都是陈子明的“功劳”。（他的那份万言书曾在北京地下广泛流传，听说已在香港出版。）
“晓华”在这篇文章里，为证明陈子明没有当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欲望，大谈了陈子明要求入党的历史。其中说到陈子明“在秦城监狱给江泽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最后一封入党申请书”、“要求‘火线入党’”。这实在有点令人触目惊心！在读这段文字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他的电脑出错，被“别有用心”的人插入了这么一段话。老实说，若不是陈子明，谁想得出这样离奇的“玩意儿”？恕笔者开个玩笑，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中共还是苏共，都知道入党申请书应该递交所在单位的党支部，陈子明什么时候与“江泽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一个单位的？他又如何会产生这种“非常的念头”？这难道不使人疑惑，使人叹息？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想“澄清事实”，不如说把事实搞得更乱，或者在相反的意义上澄清了事实。
自己心中没有上帝，凡事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瞒天过海，这是陈子明行事作文的特点。“晓华”的这篇文章在解释陈子明５月１７日为什么“跳出来”时，说是两位“老一辈科学家”因对他重视，所以希望他出来做工作。他为什么没想到，这是“老一辈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掌握了有关“三线计划”的信息，而且知道他是个幕后关键人物，要他出来负责任所发出的敦促呢？
显然，“晓华”的文章表明，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作为，与普通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前者是把别人推在前面，后者是自己做事自己当；前者是“两只手”做事，后者则言行一致。表里不一，前后矛盾，恐怕是陈子明将来自由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相反，王军涛从运动开始到法庭审判，直至出国，前后立场、逻辑，说法基本一致。这种差别，这难道不反映品格、道德、远见与智慧？难道不应该澄清吗？倒掉洗澡水时，应该把婴儿留下，这与“晓华”所谓“辩护策略”根本无关。
同样显然的是，陈子明与赵紫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失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判断的错误和举止轻重的失当。在八九民运之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在邓小平逝世后，在反对“新个人崇拜”和“集权”问题上，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与陈子明作为的旨趣，何止霄壤之别！
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糊弄人的地方，也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谎言，那就是所谓他们曾有“入阁”的机会，而他们因坚守信念，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了解中国档案制度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要填写“政审”表格，表格的后面，有领导的评语。一个人的过失（更不要说有过拘留审查这种记录）都会被存入档案，跟着一个人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直至进入坟墓。任何单位在录用人时，都要首先看档案，过“政审”关。有过“拘留审查”历史的人，还有多一重的“监视”，那就是公安局定期（非常时期则不定期）检查这些人的动向，看是否有危害社会的可能。就是搞过竞选运动的人（不包括官方推出的代表），国家机关也不能录用。那么，１９８６年的情况是否好一点呢？笔者不久前曾写过一篇《从两篇新闻稿的命运看中国政治、新闻改革的艰难》，回忆的就是１９８６年由严家其主持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和胡平《言论自由》发表座谈会的报道的遭遇。这里再谈谈与陈子明、王军涛有关的情况：同年，（１）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团派）与我商议版面合作问题时，他提醒我“王军涛他们是被公安局盯梢的”。（２）我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文化报》理论版发表了闵琦的《论出版自由》和王军涛的《论公民文化》后，文化部长朱穆之的秘书立即打来电话查问，“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３）一位新闻界的朋友看到我整理的陈子明的谈话记录后讥笑说，“陈小雅把什么老鼠洞里的人都给翻出来了！”管中窥豹，可见１９８６年的所谓活跃，实际上只是部分神经和细胞的活跃，国家机构和社会的大部分肌体，仍在“痹症”和“短路”状态中。陈子明个人在就业和发展过程中，想必体会得更深刻些。由此可见，所谓“独立”、“坐得住”和“多元”，也不能排除被动的因素。１９８８年，社经所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四人要求调入社科院政治学所（用政治学所一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是他们准备“集体接管”政治学所），据说是被严家其拒绝而调动未成。我１９８９年调到该所后，不相信此事，但求证无果。所以，即使严家其防陈子明“钻入铁扇公主肚皮”的事不是真的，他们要“钻”却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有这些信息垫底，我怎么会认为《五一七宣言》是严家其接受了陈子明的指挥呢？陈的狂妄自大，使他作出这种联想是不奇怪的。但他在把自己想得太伟大时，却又经常把别人想得太傻。他为何就看不出来，我只不过在暗示，陈在听说有人出头后，就放弃了找包的打算呢？
“晓华”文章提到的我对陈子明的采访，其实也并不是我的“邀请”，而是王军涛的邀请。采访地点在陈子明的办公室——位于北京羊坊店路一家铁路职工业余学校终年靠日光灯采光的地下室。因为没有准备，我使用的是一份采访王军涛时用过的提纲，仅仅把第七条修改为“你对胡平、王军涛竞选的评价如何？”正是这次“采访”中的两件事，使我认定，他是不能合作的人。因是题外话，这里就不赘述。
陈子明曾经希望“钻”进去的那个党和“政府”，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机制弊病，在“非常时期”也经常干些违法悖理的事情，在“六四”问题上犯有不能饶恕的罪行。但它并不是错误的化身或天生的恶魔。更不是一天到晚都不顾事实只说假话的傻瓜。如果这样，它连一天的统治也维持不下去。正因为如此，并不是政府所说的每句话，别人都不能和它一样，尤其是涉及事实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内容。如果那样，人类就无公理和文明可言。我之所以赞成王丹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是因为他有超越党派和小圈子的“公理”的意识和“人类文明”的意识。我们与政府的立场和价值系统不同，但如果事实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政府，我以为，“聪明”的做法，与其作“有无”“真假”的辩护，不如作“对错”的辩护。政治家追求权力，就如警察带枪一样自然，这本身是无须辩护的。问题不在于你追不追求权力，而在于你怎样追求和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你是否通过残忍或有失尊严的方式去获得？这恐怕是问题的关键！“晓华”写文章，连这个道理都没有搞清楚，说明他根本还没有经过正当辩论的训练。如果不进行这些基本的训练，侈谈什么“立足知识界”，“领导反对派”，“指导中国宪政改革”，“推进现代化”，只能贻笑大方！
“晓华”文章以幸灾乐祸的口气预言，对于我的判决无须法院作出，“来自同一营垒的判决肯定会令他（我）比得知来自法院的判决时伤心百倍”。你完全错了！
第一，你错误地认为你的“同一营垒”只有“一家之言”可以一手遮天。事实上，我的材料，我的观点，我的许多对你们的重要判断，都来自“同一营垒”，而且人数不在少数。人们之所以不说话，或不对你说真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子明还不自由。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些情况，是怕你“伤心”。
第二，你忘记了在你的“家族统治”岌岌可危，外有经济问题、内有人事问题的情况下，背离的人心是通过一个“改组”的决定和王军涛的人脉关系重新收拢的。
第三，你错误地估计了人们的“正义要求”和政治道德水平，从而错误地估计了我的处境。但《八九民运史》出版三年来，我得到的支持、安慰和援助表明，社会已经对我的作品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至于说到程翔拒绝出我的书的原因，９７年我出国前，他特意邀我见面，做了重新解释。这是为“晓华”们所不知的。
“晓华”在文章中十分强调陈子明的“个人利益”、“个人名誉”和“个人感受”。而我，既然已经决定为那些死难者伤心，并为此而追求过“伤心”的话，“个人感受”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围绕着无辜青年的“玩人政治”不改变，人的生命得不到政治家的尊重，这种“伤心”或许是永远值得追求的！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０日
晓华──关于三线计划──我至少掌握了三个人证
陈小雅
提要： ﹒“晓华”无法否认“三线计划”的存在 ﹒王军涛承认有“三线计划”又自相矛盾 ﹒三线计划等问题我至少掌握三四个人证 ﹒“晓华”文章才真正“坐实”官方指控 ﹒陈子明认同李鹏江泽民权集遭强烈反感 ﹒“老一辈科学家”早知道“三线计划” ﹒“曾有入阁机会”是他们糊弄人的谎言 ﹒ “晓华”文章幸灾乐祸的预言完全错了
编者按
陈子明妹妹陈子华(“晓华”)与陈小雅的辩论﹐以陈小雅的这篇文章暂告结束﹐三年多未见响应。两篇文章一并收在这里﹐以便读者自作判断。陈小雅在文中提到的《王军涛访谈》也附在本文后面﹐供读者参考。为阅读方便﹐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我对陈小雅文章的希望是﹐在六四已经快十四年之后﹐在所有当事人都已经自由的今天﹐将其采信的依据－－原先那些不能公布的个人采访－－公布出来。也许还会有困难﹐甚至有变量﹐如当事人可能改变说法﹐或依然不愿公布﹐也请小雅作个说明﹐以便让读者相信其重大问题确实不使用“孤证”。
很感谢小雅对历史执着的挖掘﹐不仅对我们这些运动参加者极具意义﹐也不仅是对未来有重大鉴示作用﹐尤其是对丁子霖这些天安门母亲来说﹐关系尤为重大。让我们听听丁子霖教授在「六﹒四」七周年时的呼吁﹕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的事实。这个事实中共官方不可能向我们提供，但我们能否期望当年运动的参与者尤其是运动的领袖们向我们提供呢？哪怕所提供的仅仅是单方面的事实。
“七年来，中共当局想方设法掩盖「六﹒四」屠杀真相，强迫国人遗忘「六﹒四」事件，企图把「六﹒四」这个日子从历史上一笔抹去。难道我们的民运朋友们不能想一想自己首先应该做些什么？想一想自己的一切言行首先应该对谁负责？请朋友们不要忘了中共屠杀欠下的那笔血债至今尚未偿还，....一旦运动的真相（包括民运方面的）大白于天下，他们就再也无法靠谎言和欺骗过日子。
(64档案/2004)
“我在这里必须把话说明白，这么多年来，最令我失望和寒心的，并不是来自各个方面对八九民运的诽谤、诋毁甚至谩骂，而是对这场运动尤其是「六﹒四」流血惨案的冷漠和遗忘，特别是当这种冷漠和遗忘发生在当年参加过运动的人身上时。”
封从德3/12/2003 9:49:00 PM
修订于：11/16/2004 6:54:00 AM
答“晓华”
陈小雅
１９９９年７月８日，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约我见面，交给我一份材料，说这是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现在美国）写的一份东西，想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发表。我看了看标题和署名，立即表示：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的东西都是真名真姓发表了的，任何人可以批评和对事实作出更正，当然更欢迎陈子明自己出来说话【同】。 (六四档案′89)
在谈话中，王之虹告诉我，她现在已经有了工作，每天下班吃陈子明做的饭，所以近来长胖了十斤。陈子明的身体现在已基本恢复，因为没有行动自由，他买了一个健身器锻炼身体。他们（在监狱怀孕）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出生的男孩，现已有五岁半。陈子明得子后患上的睾丸癌作了部分切除，医生说不影响生育。
王之虹走后，我读了她留下的万言申辩文章。知悉它欲“澄清”《八九民运史》中的两个主要事实。其一，是陈子明曾有过做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自我期望”；其二，在八九民运中，陈子明有过一个“三线计划”的设想。但我感到，材料中所列举的事实部分，即使没有左证和加强这两个观点，至少也没有动摇这两个观点。
“晓华”无法否认“三线计划”的存在 △
在对“晓华”该文所提的意见和资料帮助表示感谢之余，本人也愿意与他和关心的读者分享一下自己对该文的看法。
赵元任先生关于做学问有句名言，叫做：“言有易，言无难。”为什么说“有”是容易的呢？因为只要你经历过，或者有证据的，你就可以说有；为什么说“无”是困难的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毕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在多数。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不能说“无”。我在《八九民运史》中提出的上述两个观点，是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作出的“有”的判断。“晓华”文章是要对这两个判断作出“无”的判定。所以，按常理来说，我所做的事情是比较容易的，而“晓华”所做的事情是比较难的。
(64memo.com-1989)
但这次的情况有点特殊：“晓华”不是别人，就是当事人自己或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具有当事人代言人身份的人。这一身份，给了他言“无”的超过任何人的权威性。但是令我奇怪的是，文章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去宣布“无”，而是说了一大堆其他的“有”【同】，试图用这些“有”来证明那个“无”。但遗憾的是，这些“有”，或者与它要证明的“无”无关，或者不相矛盾，或者还起到反证的作用。这是稍有分析头脑的人一望即明的。作者说，他也就“三线计划”的事问过北京市社经所的主要成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件事。这并不能说明“无”【近】，而只能说明它本身─它不被该所的主要成员知道。其实，作者根本不必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搞这个所谓的“调查”，当事人就是你自己或你的委托人（你们每分每秒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络，当局并不禁止）。只要你发个“声明”就可以解决问题【同】。在我不便举证我的消息来源和“三线名单”的历史条件下，此事就会暂时告一段落（我已经将此意告诉过周舵）。但陈子明却始终没有这样做。以陈子明如此聪明的人，为什么不发这样的“声明”，而要去写那些绕圈子的匿名文章？陈子华为什么舍近求远，不去问自己的哥哥，而要到处去逼问“谁说的”？这是令人不可理解的。 (Memoir Tiananmen / 2004)
王军涛承认有“三线计划”又自相矛盾 △
“晓华”在写这篇文章时，大概还不知道该所的一个不次于陈子明的“主要成员”王军涛已经对此发表的言论。在１９９８年《北京之春》第６期上，他在答记者问时已经承认有“三线计划”。只是他给出的解释是，它不是一个关于运动的计划，而是该所的工作计划。在这个答记者问中，他还列举了一线、二线、三线的人名。但他犯了一个错误：把不是该研究所的人，放在了该所的工作计划中。比如他说王丹是一线，包遵信是二线。而王、包都不是该所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被置于一线或二线。王丹是八九民运中诞生的学生领袖；包遵信和北京的许多圈子都是等距离关系。他自己私下里也说，其实和该所关系并不密切。这就和王军涛所说的“研究所的工作计划”自相矛盾了。但我对他给出的这种说法表示理解：如果他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无法平息人们对《八九民运史》中提出问题的好奇心；如果他完全否认事实，他就会背负撒谎的名誉；而如果他不去模糊事情的界限，他的朋友会背负道德的谴责。因此，他的这个言论，或许会被“晓华”们视为愚蠢。但这实在是他在责任、道义和友情三方矛盾的情况下，可以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64memo反贪倡廉/2004)
三线计划等问题我至少掌握三四个人证 △
在《北京之春》记者亚衣采访王军涛后，他曾打电话告诉我“王军涛已经对三线计划问题作出了答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在我接这个电话时，我尚未得知“答复”内容，所以，我向他说了写《八九民运史》的三条原则：一是重大问题不使用“孤证”（在“三线计划”问题上，我至少掌握了三个人证；在“政治局委员”问题上，有四人旁证）；二是使用材料取“亲”不取“疏”，即对于一件事情的叙述，尽可能采用亲历者和接近亲历者的人的描述和感受，采用“圈内人”而不是“圈外人”的描述和感受（关于“跳”出来，“捞”什么和“握手言欢”的提法，均是亲历者的感受）；三是取“近”不取“远”。即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前后有不同的说法，我采用事发当时的说法，因为当时一切顺利、甚至以为要胜利的时候，没有历史因素（比如清查、镇压）的干扰，描述会比较接近事实。
(64档案 - 2004)
在此基础上，我还请亚衣先生判断两件事情：第一，是编造一件事情容易，还是不承认一件事情容易？显然，编造一件事情需要的是创造的才能；而不承认一件事情只需要本能。第二，我在５月初得知“三线计划”时，那是一个运动形势如火如荼的时段【异】。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镇压和流血，人们是把它作为一件“美谈”来加以传诵的。按照通常的情况，许多人会把一个“伟大”的发明当成自己的见解拿来发表，但传播者没有去“冒领”这份“荣誉”，这说明传播者的品格是诚实的。相信诚实者的话，是理所当然的。亚衣对我的答复没有疑义。
(六四档案-2004)
《八九民运史》是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没有一分钱资助，不可能进行大规模采访，不可能获得海外发表的回忆资料【近】的情况下，由我个人用半年时间独自完成的。所以，在数据方面肯定存在较大的欠缺。在出版前，它曾在国内秘密征求意见。征求者中包括包遵信、王丹、周舵等３０余人。经他们之手，又传播给相当倍数的人读过。这其中不乏陈子明的朋友。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联系渠道畅通。他们读后，或提出意见，或进行询问，我都作出了处理或答复。但由于与海外联系不便，我的陆续修订最终定稿并未到达出版者手中。书出版一年后到达我手中的，还是最初送出去的软盘上的内容。其中也有排版错误的地方。这是我自己和朋友们都感到有点遗憾的事情。当然，我知道，现在远不是出版一部完整的《八九民运史》的时候。即使现在出了修订本，随着资料的发现和披露，还可能出修订的修订和“最新修订本”。与其如此，不如等待更多的材料问世，再作修订。这是我希望读者阅读时加以注意和谅解的。
(64memo中华富强 - 89)
“晓华”文章才真正“坐实”官方指控 △
至于“晓华”文章指控《八九民运史》“坐实官方‘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说法”，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污蔑。因为《八九民运史》送交出版时，陈子明已经出狱；他的第二次入狱是因为他在“保外”期间秘密组织发起几个呼吁书的签名，并造成了新的一轮逮捕。这是所有当事人都再清楚不过的事情。而该书拖了两年后出版，不久，陈子明又第二次出狱。陈子华和其丈夫在出国前，为向我索取陈子明和社经所的材料，曾一再表示，官方对陈子明的处理与《八九民运史》无关，还说“子明如果计较这些，也就不是子明了”。但他们转身就变脸，这恐怕有失做人的厚道！
(64memo反贪倡廉′89)
如果说，以后出版的所有材料和对历史真相的揭露，对过去“政府的结论”都有“坐实”效用的话，那么，陈子明“自己的结论”恐怕就要修改了。远的不说，你们自己这篇文章中披露的一切，就是“坐实”的“最权威”数据！不信吗？笔者再罗列一二：
（１）从４月１５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２）４月１７日，（自己在电话中向我承认是“二线”的）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
（３）４月２１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此后，发生了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个高校联合行动─４２２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４）４月２３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３０００元经费。
（５）（２３日）当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
（６）４月３０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这是新闻界第一个联合行动）
（７）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
（８）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供其散发。
（９）５月１４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
（１０）５月１５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１１）５月１８日和１９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１２）１９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
（１３）５月２２日晚和２３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我想已经够了。如果作者把这些功劳均算到陈子明的头上，他应该是八九民运的“第一功臣”！但是，文章在罗列这些功劳时忘记了，它同时也“坐实”了自己的“罪行”。其中４月２１日和２３日两次给钱，明显地是把学生往前推。因为当时学生还没有绝食，还没有实行“人道”的必要；政府也没有戒严，不可能是用作“救援”的川资。据我所知，在陈子明给学生钱的当时，还说了“摊牌的时候到了”【异】（另一种记忆是“决战的时刻到了”）这一类鼓动的语言。这难道还不算“介入”？还要把“介入”的原因推到“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并在“统战部”（其实，统战部“断然否认”对陈子明有过邀请，郑也夫也一再说，是他个人邀请）的所谓“邀请”面前伪装什么清高？既然陈子明在４月和５月都频繁“介入”了学运，为什么却躲避参加统战部旨在“平息”事态的斡旋？按照“晓华”的说法，该所很讲究“民主”和“程序”，但那６０００元的开支，是否也履行了表决的程序？！。如果履行了，就是以所的名义“介入”。如果没有履行，就是陈子明背着大部分人“秘密介入”。笔者在写作《八九民运史》时，考虑到一些人的安全和自由，对这些材料的运用还留有一手。或引而不发，或厚积薄发，或只画“点”，而不去连“线”。这回“晓华”自己“竹筒倒豆子”倒了个干净，置国内朋友的前途安危于何处？置自己以前的言论、辩护于何处？！
(Memoir Tiananmen - 2004)
陈子明认同李鹏江泽民权集遭强烈反感 △
按文章所述，５月１日，该所的“香山会议”已经提出了“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反抗作准备”，那么，他５月以后的那些活动，是在促退还是在促进？他为什么在“号召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之后，又住进了“京西雅园宾馆”，去专心撰写一份认同李鹏政府“治理整顿”的长文？在替这个活动辩护时，他为什么不谈当时爆发的争论内容和文章的基本观点？而去说另一件事情。（事实上，当时在场的人就提出，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决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表态。他们对其中认同李鹏政府“治理整顿”的内容抱有强烈反感！）“晓华”认为，人们在忙着逃命时，不可能去想扭转命运的事。的确，在常人那里可能不会，但在陈子明那里就发生了。而且一再发生。就在“晓华”这同一篇文章里，他透露了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要求‘火线入党’”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写的回忆录《风雨同行》中，更披露了陈子明给江泽民上“万言书”，不仅认同“治理整顿”，还建议江泽民将党政军三权集于一身，要中共珍惜“大军区首长调动”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些“成功的经验”。按照王之虹的说法，此后中共采取的种种使中国逆政治改革方向运转的措施，都是陈子明的“功劳”。（他的那份万言书曾在北京地下广泛流传，听说已在香港出版。）
(64memo.com-2004)
“晓华”在这篇文章里，为证明陈子明没有当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欲望，大谈了陈子明要求入党的历史。其中说到陈子明“在秦城监狱给江泽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最后一封入党申请书”、“要求‘火线入党’”。这实在有点令人触目惊心！在读这段文字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他的计算机出错，被“别有用心”的人插入了这么一段话。老实说，若不是陈子明，谁想得出这样离奇的“玩意儿”？恕笔者开个玩笑，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中共还是苏共，都知道入党申请书应该递交所在单位的党支部，陈子明什么时候与“江泽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一个单位的？他又如何会产生这种“非常的念头”？这难道不使人疑惑，使人叹息？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想“澄清事实”，不如说把事实搞得更乱，或者在相反的意义上澄清了事实。
(64memo祖国万岁′89)
“老一辈科学家”早知道“三线计划” △
自己心中没有上帝，凡事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以瞒天过海，这是陈子明行事作文的特点。“晓华”的这篇文章在解释陈子明５月１７日为什么“跳出来”时，说是两位“老一辈科学家”因对他重视，所以希望他出来做工作。他为什么没想到，这是“老一辈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掌握了有关“三线计划”的信息，而且知道他是个幕后关键人物，要他出来负责任所发出的敦促呢？
(64memo反贪倡廉-1989)
显然，“晓华”的文章表明，陈子明在八九民运中的作为，与普通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秘密的，后者是公开的；前者是把别人推在前面，后者是自己做事自己当；前者是“两只手”做事，后者则言行一致。表里不一，前后矛盾，恐怕是陈子明将来自由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相反，王军涛从运动开始到法庭审判，直至出国，前后立场、逻辑，说法基本一致。这种差别，这难道不反映品格、道德、远见与智慧？难道不应该澄清吗？倒掉洗澡水时，应该把婴儿留下，这与“晓华”所谓“辩护策略”根本无关。
(64档案′89)
同样显然的是，陈子明与赵紫阳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失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是判断的错误和举止轻重的失当。在八九民运之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在邓小平逝世后，在反对“新个人崇拜”和“集权”问题上，成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与陈子明作为的旨趣，何止霄壤之别！
“曾有入阁机会”是他们糊弄人的谎言 △
在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糊弄人的地方，也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谎言，那就是所谓他们曾有“入阁”的机会，而他们因坚守信念，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了解中国档案制度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就要填写“政审”表格，表格的后面，有领导的评语。一个人的过失（更不要说有过拘留审查这种记录）都会被存入档案，跟着一个人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直至进入坟墓。任何单位在录用人时，都要首先看档案，过“政审”关。有过“拘留审查”历史的人，还有多一重的“监视”，那就是公安局定期（非常时期则不定期）检查这些人的动向，看是否有危害社会的可能。就是搞过竞选运动的人（不包括官方推出的代表），国家机关也不能录用。那么，１９８６年的情况是否好一点呢？笔者不久前曾写过一篇《从两篇新闻稿的命运看中国政治、新闻改革的艰难》，回忆的就是１９８６年由严家其主持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会和胡平《言论自由》发表座谈会的报导的遭遇。这里再谈谈与陈子明、王军涛有关的情况：同年，（１）北大研究生会主席（团派）与我商议版面合作问题时，他提醒我“王军涛他们是被公安局盯梢的”。（２）我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文化报》理论版发表了闵琦的《论出版自由》和王军涛的《论公民文化》后，文化部长朱穆之的秘书立即打来电话查问，“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３）一位新闻界的朋友看到我整理的陈子明的谈话记录后讥笑说，“陈小雅把什么老鼠洞里的人都给翻出来了！”管中窥豹，可见１９８６年的所谓活跃，实际上只是部分神经和细胞的活跃，国家机构和社会的大部分肌体，仍在“痹症”和“短路”状态中。陈子明个人在就业和发展过程中，想必体会得更深刻些。由此可见，所谓“独立”、“坐得住”和“多元”，也不能排除被动的因素。１９８８年，社经所陈子明、王军涛、闵琦、陈小平四人要求调入社科院政治学所（用政治学所一些研究人员的说法是他们准备“集体接管”政治学所），据说是被严家其拒绝而调动未成。我１９８９年调到该所后，不相信此事，但求证无果。所以，即使严家其防陈子明“钻入铁扇公主肚皮”的事不是真的，他们要“钻”却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有这些信息垫底，我怎么会认为《五一七宣言》是严家其接受了陈子明的指挥呢？陈的狂妄自大，使他作出这种联想是不奇怪的。但他在把自己想得太伟大时，却又经常把别人想得太傻。他为何就看不出来，我只不过在暗示，陈在听说有人出头后，就放弃了找包的打算呢？
(六四档案 / 89)
“晓华”文章提到的我对陈子明的采访，其实也并不是我的“邀请”，而是王军涛的邀请。采访地点在陈子明的办公室─位于北京羊坊店路一家铁路职工业余学校终年靠日光灯采光的地下室。因为没有准备，我使用的是一份采访王军涛时用过的提纲，仅仅把第七条修改为“你对胡平、王军涛竞选的评价如何？”正是这次“采访”中的两件事，使我认定，他是不能合作的人。因是题外话，这里就不赘述。
(64memo反贪倡廉-89)
陈子明曾经希望“钻”进去的那个党和“政府”，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现实的机制弊病，在“非常时期”也经常干些违法悖理的事情，在“六四”问题上犯有不能饶恕的罪行。但它并不是错误的化身或天生的恶魔。更不是一天到晚都不顾事实只说假话的傻瓜。如果这样，它连一天的统治也维持不下去。正因为如此，并不是政府所说的每句话，别人都不能和它一样，尤其是涉及事实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内容。如果那样，人类就无公理和文明可言。我之所以赞成王丹对这些事情的态度，就是因为他有超越党派和小圈子的“公理”的意识和“人类文明”的意识。我们与政府的立场和价值系统不同，但如果事实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政府，我以为，“聪明”的做法，与其作“有无”“真假”的辩护，不如作“对错”的辩护。政治家追求权力，就如警察带枪一样自然，这本身是无须辩护的。问题不在于你追不追求权力，而在于你怎样追求和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你是否通过残忍或有失尊严的方式去获得？这恐怕是问题的关键！“晓华”写文章，连这个道理都没有搞清楚，说明他根本还没有经过正当辩论的训练。如果不进行这些基本的训练，侈谈什么“立足知识界”，“领导反对派”，“指导中国宪政改革”，“推进现代化”，只能贻笑大方！
(64memo.com′89)
“晓华”文章幸灾乐祸的预言完全错了 △
“晓华”文章以幸灾乐祸的口气预言，对于我的判决无须法院作出，“来自同一营垒的判决肯定会令他（我）比得知来自法院的判决时伤心百倍”。你完全错了！
第一，你错误地认为你的“同一营垒”只有“一家之言”可以一手遮天。事实上，我的材料，我的观点，我的许多对你们的重要判断，都来自“同一营垒”，而且人数不在少数。人们之所以不说话，或不对你说真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子明还不自由。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这些情况，是怕你“伤心”。
(六四档案 - 1989)
第二，你忘记了在你的“家族统治”岌岌可危，外有经济问题、内有人事问题的情况下，背离的人心是通过一个“改组”的决定和王军涛的人脉关系重新收拢的。
(Memoir Tiananmen′89)
第三，你错误地估计了人们的“正义要求”和政治道德水平，从而错误地估计了我的处境。但《八九民运史》出版三年来，我得到的支持、安慰和援助表明，社会已经对我的作品作出了公正的“判决”！至于说到程翔拒绝出我的书的原因，９７年我出国前，他特意邀我见面，做了重新解释。这是为“晓华”们所不知的。
“晓华”在文章中十分强调陈子明的“个人利益”、“个人名誉”和“个人感受”。而我，既然已经决定为那些死难者伤心，并为此而追求过“伤心”的话，“个人感受”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围绕着无辜青年的“玩人政治”不改变，人的生命得不到政治家的尊重，这种“伤心”或许是永远值得追求的！
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０日
作者补注﹕
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
下面这篇答问录，经陈小雅老师授权发布，文中所述事实，自有小雅老师负责，小雅老师文中说：“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我高度赞同。只有在负责任的公民运动中，才可能形成基本的抗争伦理，培育健康的抗争文化。——王天定首发按语
“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微友答问录
问：24 年前的这件事，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些我们熟悉的人，从此再没有见面。回顾这段往事，真是使人感慨万分。如果在八九之后，我们能从血的教训中，明白社会 抗争需要基本的伦理，我们需要培养健康的抗争文化，也算一件幸事。这几天，我看见您在微博里谈到陈子明、王军涛在运动中有个“三线计划”，能否请您将事情 的来龙去脉讲一下？
一、在微博讨论的起因
答：2013年2月28日，我收到萧远抄送给我的一封他主送谢小庆的信。信中赞扬了谢的文章《共和国旗帜上有你思想的风采》。他同时告诉谢，他本来想在文后发一个帖子，说“陈小雅也明确表示，她的书再版时，将删去关于子明‘三线’的只有孤证的不确实的记录。”只是因为萧远不熟悉网上操作，没能贴上去。我看后觉得萧远这是要单方面宣布我已经“缴械”，所以当即回信“‘三线’不是孤证，而是三证！”并警告他，如果他发这样的帖子，“就是重挑论战”。接着，我找到小庆这篇文章看了，又给他们两人去信：“改邪归正有路，偷天换日无门。广场无辜学生的血不能白流。如要开战，即使以病残之躯也将奉陪到底。”这就是事情的起因。后来在小庆的博客里发帖，发现我的贴老是被删，而他的依然存在，我反复来去弄得很累。后来偶然发现外面的响应，我就弃内转外了。
二、何谓“三线计划”？
问：“三线计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答：“三 线计划”是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针对八九学运制定的一个工作计划。他们根据1989年4月下旬以来的学运 局势，把全局划分为“三线”，并部署了本所人员在“三线”中的位置及工作内容。具体内容是：一线是学生，由本所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陈小平（中国政法大教 师）、刘刚（原北大研究生）等人联系；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由本所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王军涛、闵琦联系；三线是在社经所兼职的 研究人员，由陈子明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由他们开拓形势，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为学生提供思想资源（支招）；三线制 定方案，在前者造成的局面条件下，专司与政府谈判。
进入5月以后，由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爆发，新闻界走上街头，知识界跟进，原先的一、二线合为一线，该所又对部署进行了调整。
三、“三线计划”的证据
问：看谢小庆的博客，好像连他这样的核心成员，对这个计划是否存在还有怀疑？你是怎么知道的？
答：我的消息来源有三：一、 1989年4月30日或5月1日，一位朋友刚刚出席完社经所会议，与我交换信息时披露的。我有录音。之所以不能确定时间，是因为我的录音带前有采访“鲁博 会议”的内容，后有采访“人体美术展览”的内容，因没有写作任务，而且当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没有注明时间。这是我首次听到“三线”的说法。
二、 5月23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返所日”。那一天，陈子明、王军涛都到我所活动。陈被我关在了办公室的门外。但王是和我一道离开社科院大楼的。在长安街 上，他告诉我该所新的工作调整，也说到“三线”。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旧闻”，而且仍然认为是好事，所以回家后补记的内容很简单。
三、90年代初期，人们陆续从秦城出来，几个被位列“三线”的朋友经常来我家聚。其中一人向我披露了这个计划的全貌。同时我也得知，秦城审讯人员曾以“三线”作为审讯的内容。
此后，我从不同的朋友处逐步获得与“三线”有关的信息：
其一，该计划出台的背景，是基于对于经济形势的一种估计：认为社会存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转换的发展规律，而89年是由“经危”转入“社危”的信号。另外，是“政治思想—政治运动—政治权力”的规律。我在《史》中交代“三线计划”前对此作了叙述。
其二，该所“三线”成员描述了与赵系“体改所”的矛盾，以及陈子明的经改思路与陈云接近。所以，陈认为89危机是可利用的取而代之的“千载难逢”机会。
其三，22日后，由于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连日努力，戒严行动很可能破产，如果该所仍然采取幕后运作，很可能失去“圆桌会议”资格，所以陈子明从后台“跳”到前台……
其 四，从鲁博会议的采访中，我发现许良英是被社经所派车接到会议上去的。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因为陈子明在过去的各种场合，都是批许良英的。说他“光说不 做”、“租界民主派”、“‘一二.九’一代的局限”……他甚至把对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的批评，列为社经所1988年上半年以来的“工作重点”（见陈子明 《反思十年改革》）。这次为什么对许格外“礼待”？
其五，包遵信给我看了他的自述《未完成的涅�》手稿，我发现他在运动中的大部分活动，都是依赖社经所提供的“服务”进行的。
其六，许先生告诉我，4月25日，陈子明给北大学生王丹3000块钱的时候说：“决战的时刻到了！”（后来我和王丹见面，王丹证实了此事，说陈的原话是“摊牌的时刻到了！”
……
因为陈子明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当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自期（今年1月7日，他们来我家见面，闵琦当面说了这事，陈无言以对）。综合以上信息，我认为“三线计划”是存在的。它的手段是“以打促谈”，阶段目标是“圆桌会议”。终极团体目标是取代体改所；终极个人目标是政治局常委。
那时，我还没有看到谢小庆写的《我所了解的陈子明、王军涛》，还不知道他们在1988年就已经认为“赵紫阳下台似成定局，陈、王当时准备以自己的思想成果与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合作。”（见1990年香港《百姓》杂志218期）
四、没有“三线计划”我不会写《八九民运史》
问：您说刚开始听到“三线计划”时，认为是一件好事。是什么时候开始，认为它不好了呢？谢小庆说你对陈没有“善意”，你的恶感是怎么产生的？
答：因为后来流血了！直接触发原因是我90年代后大量的接触关于“三线”的信息，窥见了他们关于民主、自由、宪政后面大量的别的东西，我感到了恶心和恐惧！
特别是听到许良英先生告诉我，白夏曾对他说，王军涛曾在5月下旬回答白杰明采访时，对形势有个判断，他认为：下一步“会血流成河”，再下来是他们和政府一起坐到“圆桌”跟前。（载陈小雅《沉重的回首——1989天安门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文集》第336页，香港《开放》杂志社）我想了很多……
当时，我正在帮助胡绩伟、于光远先生整理他们的传记。胡耀邦去世前，曾委托秦川先生操持张玉凤回忆录的事。秦老先是带张找到了夏衍，但夏老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于是秦老又找到我。张当时一口答应，让我跟她回牡丹江，从头说起。但我因为怀揣着八九这件事，而且当时不少已经出狱的人，又折腾进去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看见有人的手伸进了别人的荷包，怎么也喊不出来的那种焦急！所以，我觉得《史》更紧迫，才辞去了张玉凤的事。这些，我在我的微刊 《陈小雅文集》里已经说过了。
五、“三线计划”与“鹰计划”之争
问：《史》出来后，他们有什么反应？你们后来对“三线”的争论有什么结果？
答：《史》出版后，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先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的奇特之处有二：第一，她四处向人打听“三线计划”的有无，唯独没有向他的哥哥打听。这种“舍近求远”的求证方式，恰好令我得出结论，这个极秘密的计划是不为该所绝大部分人知道的，尤其是前线的人不知道。反而“三线”的人知道得比较多。第二，陈子华在陈述该所“不介入”立场时，历数了该所和哥哥在运动中的活动。通过她抖出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社经所在运动中并不“守身如玉”。譬如：
“（１）从４月15日胡耀邦逝世起，（陈子明——括号内为笔者注，下同）就密切关注和积极支持学生运动；
（２）４月17日，社经所兼职人员陈小平是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队伍带到广场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上街的学生队伍）。
（３）４月21日，陈子明和王军涛前往中国政法大学，与陈小平等一起商议了当晚学生示威活动的口号和有关事宜，并提供3000元经费。（此后，发生了胡耀邦逝世以来第一个高校联合行动－－４．22人民大会堂前的对垒）。
（４）４月23日，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人前往北大，与王丹等就学运的现状与发展交换了意见，并提供3000元经费。
（５）（23日）当晚，社经所兼职人员、前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刘刚发起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这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个高校联合组织。此前，刘刚曾在4、20“新华门事件”中充当重要角色——见德国莱茵笔会、亚琛八九学社整理《回顾与反思》张伦的回忆）。
（６）４月30日，社经所专职人员费远、兼职人员郑棣与其他人一起发起首都新闻界联合行动。（这是新闻界第一个联合行动。虽然不是他们发起，但费远和郑棣当时力主对“新华门血案”成立调查组织。请读者记住，领导“冲击”和“组织调查”出自同一伙！）
（７）５月初，陈子明、王军涛与首都高校对话团项小吉等就学生与政府对话问题交换了意见。
（８）５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民主墙老战士任畹町的传单，供其散发。
（９）５月14日，陈子明、王军涛在社经所召集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开会分析学运的走向。
（10）５月15日，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前往全国总工会，与总工会系统中青年干部就学运发展为民运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
（11）５月18日和19日，王军涛、陈子明在蓟门饭店召集和主持了“联席会议”的筹备会。
（12）19日下午，陈子明主持拟订和传播《告人民书》。（不过他在这个传单下面的署名是“中央国家机关部分干部”。）
（13）５月22日晚和23日，陈子明发起并命名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此后，王军涛一直是“联席会议”的灵魂人物，张伦为“纠察总部”总纠察长，刘刚、郑棣、白桦等多名社经所专、兼职人员担任“参谋部”、“联络部”、“宣传部”负责人。”
——这是发生在1999年7月的事。
今年1月10日，笔者当面问陈子明，当时给了王丹多少钱？陈子明答：“3000”。我还问他，对陈子华的书写怎么看？陈子明不予回答。我又问：“运动期间， 陈小平、刘刚的行为，是否自发行为？”他勉强答道：“有些是。”我又问：“那是否意味着，贵所在运动期间对本所人员失控？”陈子明再次沉默！——这件事有 录音，有张勇进、闵琦、萧远三人旁证。它说明了什么？读者可以自己分析。
其实，陈子华似乎不知道，早在1998年8月号的《北京之春》上，已经刊载了亚裔采访王军涛的的文章。王在答记者问中已经承认“三线的计划是有的，人质的想法是没有的”。但他在说这“只是我们所的一个工作部署，与运动无关”时，又犯了一个错误，把不是社经所成员的包遵信、王丹，排在了“一线”。
但陈子明对此似乎并不满意。2004年，陈子华又出版了一本《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并强邀包遵信为她写序。包遵信的态度，我在微刊《忆包遵 信先生》里已经谈到。不过，陈子华在这本书中披露，该所在5月1日确曾开过一个“所务委员会”，而陈子明的“形势报告”与我所听到的内容基本相同。在“力量配置”上，她的描述是：“以独立的思想学术界为主阵地，而以尽可能地接近权力中枢的咨询机构和尽可能地接近各种革命因素的民间政治活动为其强有力的两翼。”该文还说：
“真正在‘政治高度共识’的基础上对所的核心层进行自觉的思想整合与组织整合，告成于此次‘香山会议’。许多单位和团体都卷入了八九民运，但他们或者是少数领导的决断，或者是完全个人性的参与，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团体像社经所那样完成了向‘政治高度共识、资源统一调度和服从纪律约束’型团体的转化，能够以集体动 员的方式有组织有分工地投入到运动中。……根据社经所的内部分工，王军涛、陈小平负责与学生联系，郑棣负责与新闻界联系，闵琦负责与学术界联系，费远负责与经济界联系，谢小庆负责与政界人士联系，陈子明负责协调整合。”（见《浴火重生》第463页。）
我注意到，在陈子华以前的文章中，这一段的原文是：“王军涛、陈小平和刘刚负责与北高联建立联系，由郑棣负责与新闻界建立联系”。正式出版时将“北高联”换成“学生”，并删去了刘刚的名字。可见，他们当年的“计划安排”，十几年后仍在变动！
这个描述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特点仍是绝口不提“三线”。
六、为什么要追究“三线计划”？
问：如果所谓“鹰计划”是确实存在的，为什么不可以置换“三线计划”？
答：赵元任先生有句名言：“言有易，言无难”。他可以证明“鹰计划”有，但他能证明“三线计划”无吗？更重要的是，两个计划根本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秘密的。常识和经验告诉我们，可以用秘密的取代公开的，但不能用公开的取代秘密的。
再说三件事：
其一，陈希同报告中所说的那些知识界“黑手”，为什么无一例外地、早在一个多月前就被“三线计划”预言了？而这些人，恰恰是根本没有介入运动的，譬如方励之、苏绍智、金观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陈希同报告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人散布这种不实的信息？
2002 年，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金观涛特意和我谈到一件事，运动初期曾有人到北大学生中“转达”他的所谓“指示”：建议北大、清华联合行动。当时，他已在香 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根本不可能发此指示。我问他，当时是否和国内通过电话，说过类似的想法？他说根本没有。他这话我是相信的。在我的记忆中，陈子明在
80年代曾批评过金的《走向未来》丛书；运动中叶只有他的“三线计划”提到过金。而事后发起成立校际联合组织的，恰好是该所的刘刚！……
——这类事情不查清，能把“三线计划”一笔抹掉吗？
其二，关于王军涛“血流成河—圆桌会议”的那段讲话，有可能是“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很难把这两种局面做一个联想。能在短时间内作出这种联想的人，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如果没有“三线计划”，这个即兴讲话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三，许多人大概不知道，陈子明在秦城监狱还给监狱组织和党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王军涛在被捕前的躲藏地还给邓小平写信，称理解邓小平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定海神针”……如果不是自信有一个对方完全能接受的“腹稿”，他俩凭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翻本？！
七、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问：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件事吸取什么教训呢？
答：这次流血，是各种野心在学生生命场的一次逐鹿。八九的悲剧，是流血而没有换来任何制度进步。所以，未来的任何公民运动一定要注意把每一个进展落实到制度建设。流血的责任在政府，但广场学生不撤才会有这种结局。而不撤的原因，有很大的原因是“产权之争”。是王陈的“联席会议”空降权力（幕后黑手）企图用不道德（已实施的绑架、未实施的沉潭）手段控制草根权力造成的反弹。正如你所说的，这里提出了一个民运伦理问题，用我的话来说，是“规则”问题。
综观毛式革命和现代群众运动，我认为群众运动的果实群众是永远享受不到的。就像人民公社制度，产权不在自己手里，大田里的收获最终大部分是被拿走的。群众运动的最高成就是情绪得到宣泄。有人以为自己在“搞政治”，实际上往往被政治“搞”了。
问：能看出这项研究的价值。不过，会不会有阅读者因此而倾向于否定所有群众运动，对政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呢？
答：我主张用负责任的、具体的公民运动代替群众运动。公民运动是产权明晰的利益共同体的意志集合，收获别人无法采摘。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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